蔡玉玲查册案　法官指无理由将真诚调查排除在外　终极上诉得直

香港电台《铿锵集》前编导蔡玉玲，在制作元朗7.21袭击事件专题时，被指进行车牌查册时作出虚假陈述，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并遭罚款。她早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终院今(5日)颁布判辞，认为没有理由将真诚的新闻调查，排除在申请证明书的选项“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以外。因此，蔡申请证明书的用途陈述不属虚假陈述，一致裁定蔡上诉得直，撤销其定罪及惩罚。

终院在判辞续指，申请证明书的选项中，“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一词不清晰和不明确，下级法院裁定蔡明知而作出虚假的陈述，对蔡造成实质及严重的不公。

蔡玉玲得悉裁决后在庭外表示，对裁决感高兴，形容：“好似好耐无遇过开心嘅事。”她指是次裁决对业界都是喜讯，并强调它带出一个重要讯息，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宪法保障。

蔡玉玲获知上诉得直后喜上眉梢。(详看下图)

本院得出结论，下级法院在裁定控方在要项的争论点上胜诉属正确的判决，因为署长有权要求上诉人陈述她索取车辆登记细节的理由。但就裁定上诉人在虚假性和她是否知悉的争论点败诉属错误的判决，因为她就涉案车辆的使用所进行的新闻调查，确实属于“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这一广泛的概括类别；即或不然，指称她明知该陈述是虚假的亦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推断。

署长有责任管理资料免被滥用

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兆刚、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甘慕贤，一致裁定蔡上诉得直，他们在判辞指，蔡争议《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的第4(2)条，运输署署长不可因申请查册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无关，而拒绝其申请。终院法官在判辞不同意此观点，并解释车辆登记包括车主姓名、住址和身份证等，该些资料或受《个人资料(私隐)条例》 保障。署长有责任管理该等资料，避免它们遭滥用。而蔡的诠释未能保障该等资料，又指蔡的说法，他人可向署方取得相关资料，用于“起底”或勒索车主。

新闻自由不应被排除于外

案中另一法律争议，为如何诠释申请证明书中的“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事宜”。终院认为，应笼统理解为“任何其他与交通及运输事宜”，并不限于申请者本人的使用车辆事宜。

终院指，因应采取一个较广义的诠释，应包括记者真诚的调查工作，当中涉及车辆的使用。终院并强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基本法》和《人权法》保障，虽然该等权力非绝对，有可能受限制，但不应把真正的新闻界排除在“交通及运输事宜”之外。蔡是根据其言论和新闻自由，在专预调查721事件，她申请时所作的陈述并非虚假。

本案不涉跟踪骚扰情况

终院续称，或有人会质疑，有记者会取得相关资料报导“八卦新闻”，此情况近乎跟踪骚扰(stalking)，本案不涉此情况。

此外，终院指即使裁定蔡当时作出的虚述属虚假，但申请证明书的选项中，“其他有关交通及运输的事宜”一词不清晰和不明确。考虑媒体获发申请证明书的数量，蔡作为记者或会真诚地认为，其新闻工作属该范围内。就下级法院裁定蔡明知而作出虚假的陈述，终院指此非不可反抗的推论。终院因此裁定，蔡上诉得直。

上诉人蔡玉玲2021年在裁判法院被裁定两项“明知而作出要项上虚假的陈述”罪成，指她在2020年5月17日及6月10日，为取得私家车LV755的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明知而在要项上作虚假陈述，即表示她申请证明书，是用以作交通及运输事宜，被判罚款6000元。蔡曾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被驳回。

蔡玉玲就作侦查报道至被捕的经过。(详看下图)

蔡主要提出两项法律争议，包括：根据《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的第4(2)条，运输署署长是否可因申请查册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无关，而拒绝申请；第二项争议为：如何诠释“交通及运输事宜”，是否包括涉及使用车辆而进行的记者调查。

此外，蔡亦争议她为采访而查册并作出陈述，却被裁定是“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认为这构成实质和严重不公，因而要求推翻原审裁决。

蔡的律师早前陈词指，根据《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例》的第4(2)条的用字，署长无权拒绝，并指条文的立法原意为公众可取得相关资料。蔡一方亦指，她当时的调查涉及事件中运送武器的车辆，属“交通及运输事宜”。此外，记者作此侦查报道已有一段日子，蔡查册时亦使用真名，因此她不可能明知地作出虚假陈述。

律政司回应指，申请表格中的用字清晰，记者调查不属“交通及运输事宜”。

案件编号：FACC 2/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