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一文看清域外司法权争议 学者撑可解决台湾杀人案
“台湾杀人案”疑凶陈同佳虽然在香港警方调查中承认在台湾杀害女友，但未有证据显示他在港策划杀人，故法庭只能处理其在香港部分的违法行为，即回港后盗用死者钱财的洗黑钱罪，他最快10月刑期届满出狱。
不过，政府提出《逃犯条例》修订案陷入政治争议，包括台湾当局明言拒接纳港府方案下的移交。为针对解决“台湾杀人案”，法律界、政界曾分别提出多个方案，包括为本港法庭赋予域外司法权审理在外地犯谋杀罪的港人案件，但被当局全盘否决，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理据，引起法律界反击。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从“属地原则”、“刑事追溯权”、“海外取证”三方面分析，认为港人港审谋杀罪是可取方法，批评政府“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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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案备受争议，但法律界及政界提出的坊间五个方案，全部均被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否决，理由包括香港是普通法法域，需遵守属地原则，且无法解决刑事追溯力问题，在外地取证、提交有效证据等有实际操作困难。不过，擅长人权法的资深大律师潘熙、擅长引渡法的律政司前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白孝华，均反驳郑若骅讲法。12位大律师公会前任及现任主席，亦联合发表声明，再次提到域外司法权是可行方案，并不抵触普通法精神和原则。
属地原则问题
域外法权在普通法属“例外处理”
港大法律系首席讲师张达明指出，“（域外法权）的确是普通法所谓一般属地原则的例外处理，但是这个例外处理过去都已经有，基本上是在普通法制度之下，透过立法去赋予域外处理，并无动摇到普通法根基，只要小心处理，不是话随便去将香港法院的权力无限扩展，可以话是补足返不足之处。”
翻查资料，《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部分罪行如盗窃、伪造帐目、勒索、制造虚假文书等；《刑事罪行条例》“第153条P款”涉及侵犯儿童的性罪行，都具域外法律效力。香港的域外罪行，还包括《防止贿赂条例》第4条，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这项罪行可以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干犯；违反《刑事罪行(酷刑)条例》和《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及劫持人质条例》所订罪行的人，不论其国籍和犯案地点，都可以在香港审理。
追溯权问题
二. 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当时依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者，其审判与刑罚不受本条规定之影响。
有无追溯权可由立法决定
就算扩大了罪行的域外法权，但会否衍生刑事追溯问题，建制派与民主派的法律意见亦各有主张，政府与大律师公会的意见两极。张达明认同公会讲法，从人权法而言，根据《香港人权法案》第12条，其中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如不抵触当时的法律，他便不可因该行为被定罪”，是对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的第15条，但为谋杀罪行赋予域外司法权，只是属于程序改变，并非新订将原本不犯法的行为变成犯法，故不会抵触人权法。“从来分开，程序的修订可以有追溯权，实质罪行就不可以有追溯权，若果实质罪行本身都是存在的，不过在程序上可否引渡、香港法庭有无管辖权，是程序问题，有无追溯权，由立法决定。”正如政府方案可设追溯权的道理一样。
国际公认杀人行为属犯罪
张达明指出，香港现行的刑事司法管辖权条例，的确新订罪行是不会有追溯期，当中考虑到某些行为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界定，例子如贪污的定义广泛，各地门槛未必一致。但相信对于谋杀案的追溯权是争议不大，“一些在海外未必犯法的行为，然后法庭突然间可以去审理这个海外行为，有追溯权可能就有问题。但谋杀行为呢，放诸四海，无一个国家会话误杀或者谋杀是合法。大家都知道是犯法的。”
海外取证问题
本港法庭有处理海外证据先例
张达明认为，海外取证难度包括需要涉案地区愿意配合，“但并非不可解决。”在本港已有多次海外取证的先例，“有处理过，并非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翻查如2003年的香港社工李国华于云南性侵女院童一案，本港警方在协商后曾多次派员亲赴当地调查，向院所多名女童录取口供，最后在香港拘捕被告，案件首次引用具域外法权的《刑事罪行条例》“第153条P款”的性罪行，审讯期间受害人来港上庭作供。
张达明认为，国际间对谋杀案的取证请求都是合作态度，“又不是要审他国家的人，不涉及要保护返自己侨民的考虑因素。”他相信，就台湾杀人案，在海外取证上“完全不难”，台湾已多次表明合作意愿，反而因为政府的修例方案，因政治考虑而却步。据资料，台湾法务院事发一年来有向港府提出司法互助请求书，指地方法院检察署已掌握新证据，曾要求香港警方协助提供疑凶的DNA资料，与死者腹中胎骸作比对等。
从法律角度而言，张达明认为几个坊间方案都类似，“起码就谋杀、误杀，扩阔域外司法管辖权，令香港法庭有权审议香港人在外地涉嫌的谋杀案，我觉得是完全可取。”至于民主派的日落条款方案，张达明认为，只要确保台湾有人权保障、公平审讯，并与台湾磋商移交条件，包括承诺免死刑等要求，与现行做法同一把尺，最终交由法庭公平审理才能定断一个人有无罪。
不过上述坊间方案全部不被采纳，港府坚持要在短期内同步修补与内地的移交问题，张达明直言，应该起码先处理了单一个案，应采取“先易后难”，“究竟为何这么大改动，要急于捆绑式地通过？好似消费紧台湾杀人案，好多人都讲过这点，只是作为理由快刀斩乱麻。现在的焦点亦都摆了在‘堵塞漏洞’……但连是否‘漏洞’都有争拗，就算是‘漏洞’都廿几年啦，是否要这么短期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