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偕行新征程．七｜分清想像和现实　在香港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它是领导国家的唯一政治组织，但总有些人否定其执政现实；也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它创造并实践“一国两制”，但又总有些人质疑它企图消灭“一国两制”；更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它主宰香港命运，但仍总有些人相信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可以不受它的管束。

可以说，身处“想像”和“现实”之间的香港，似乎从来没有看清中国共产党的模样。然而，如果香港无法坦诚面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矛盾，怎能客观理解中共对于香港和国家的存在意义？怎能摆脱进退两难的身份焦虑和裹足不前的政治困境？怎能以积极心态在“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当中安身立命、再创辉煌？如何带领市民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绝对是以李家超为首的新一届特区政府不能回避的议题。

（编按：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向来提倡“积极一国两制”《香港01》特此发行纪念特刊《与时偕行新征程》，当中收录昔日七篇深度报道，记载香港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的关键思考。此乃其七，最后一篇，整合自第273期《香港01》周报。）

一、香港认识中国共产党吗？

香港看待“中共”和“中央”，似乎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中共”，尽管明知它是国家唯一执政党，但总有人不愿承认其合法性，甚至把它当成小说《哈利波特》的“佛地魔”，认为它专制、人治、恐怖，时刻与其划清界线；但对于“中央”，一般大家又会根据《基本法》把它理解成“中央人民政府”，也即“国务院”，相对而言较能接受香港特区与之从属关系。不过，“中央”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也就是说，香港兜兜转转，就像“齐天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只是对方从来看破不说破。

“很多人形容，我们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简直就是‘忍辱负重’——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香港竟然曾经是这样一种状态，实在是不可思议，但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仍然给予了最大的宽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支振锋所言的“这样一种状态”，除了指中国共产党鲜少公开出现在香港行政体系甚至公众视线当中，还包括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对其论述参杂不少偏见和扭曲，“几乎是在妖魔化中国共产党。”

不过，情况已然生变。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中央不但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和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而且在迎来百年诞辰之际也一改以往在香港的低调作风，例如中联办等驻港机构首次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在港举办活动，阐述中共与“一国两制”的因果关系，特区高官史也无前例地盛赞中国共产党之于国家和香港的伟大成就。

香港人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变化，有的甚至难免心生焦虑——中国共产党真的要在香港出现了吗？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吊诡，因为中国共产党本就主宰香港命运，所以从来都是存在的。面对变化，不少人或多或少出现一些心理转向，当下可能处于两种心理状态——第一种，认定中国共产党很专制、很邪恶，当“反修例风波”倒逼中央强势治港，就痛骂中共就是如此专制、如此邪恶；第二种，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同时也慢慢看到它会不断自我修正、尝试用“治理”实践“政治”。

但不论是哪一种心理，都折射出香港人并不了解甚至并不认识中国共产党。若问个中原因何在？“反共者”大概会信誓旦旦地说“历史显示它就是这么坏”，然后列举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几大极具争议的举措；但是，内地港澳研究学界并不以为然，他们在分析“香港人为何反共”之前，往往会再追溯“反共者”的历史认知是如何构建的。

二、“反共”是先天基因还是后天塑造？

既然谈及“历史认知”，我们不妨先回到历史中去。

相信两地学者都会同意这样一段历史描述——建国前列强侵华，不少内地人为了生计逃难来港；后来中共执政，展开诸如“三反五反”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以及发生1989年“政治风波”，又有大批富豪甚至贪官南下香港。

不过，同样一段历史，却被赋予不同的意涵——在“反共者”眼中，这些人的亲身经历就是中共“残暴”和“不堪”的“铁证”；但支振锋认为，不能忽略有些“铁杆反共”人士本来就和中共结怨的现实：“用句不好听的话来说，就是香港聚集了很多中国大地上的‘牛鬼蛇神’，共同特点就是当年作为‘失败者’逃到香港，自然怨恨共产党，所以无法客观公正地站在国家层面去理解中国共产党。”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兼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也有相同看法，并指出“受害者心态”会促使他们产生一种强调必须与中国共产党所统治的深圳河以北等地区划清界线的“区隔意识”，因此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往往仅限于“井水不犯河水”，一旦中央调整治港方针，例如变得主动、强调融合，他们就会无法接受。

除此之外，陆港两地的发展进度差异，也影响著香港人对中共的观感。当内地经历政治动荡，香港却迎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两地生活品质差距迅速拉开，反共者更加坚信“中共是错的”，渐渐仰视西方而歧视内地；而直到近年，当内地经济突飞猛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香港差距愈来愈小，香港却陷于分配不均、产业单一、上流停滞、贫富悬殊等等深层次结构矛盾，心理失衡无法调适，继而更加反感内地。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认为，反共者没有从香港自身出发寻找问题，而是把责任归咎中央，“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转移矛盾或转嫁危机。”

三、如何被想像和现实撕扯？

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转嫁，如此形成的“反共”民意，可谓长期存在于香港社会，精英阶层当中尤其明显——他们普遍认为自己代表更加高级文明，所以非常鄙视中共所为，也最为抗拒直视中共变化；他们甚至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反共”意识。黄平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源于精英阶层接受更多西式教育，所以更加容易倾向相信对方所构建的“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不好”二元对立观念。

可是，“冷战”结束逾30年，不少香港人却仍停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对决的状态。在黄平看来，这是一种“虚假的对立”，源自香港从未形成真正适用于自己的论述：“包括在学术界内，有不少学者会不自觉地把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给抽象化、非历史化，无法还原到每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语境和历史脉络当中去理解，结果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认识与叙事对立，反而锁闭了认识复杂问题的能力。”

所以，由此而形成的认知困境，“并不是知识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政治与文化认同与否的问题，人们会以此判断是否认同某种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黄平慨叹，18世纪以来的“欧洲启蒙运动”，本意是让人们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用理性照亮自己、学会自我反思，但那些启蒙思想家们却无法预期地带给后人“二分法”的世界观，比如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发达与贫穷、民主与专制，而这些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成为很多人看待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根据和标准——因此，就算是知识份子，也会固执己见，难以理性分析，无法明辨是非。

当缺乏“中国香港主体性”的思想意识和身份价值，香港就只能不断被国族化、国际化、本土化相互撕扯。黄平说，“国际化”本是好事，能让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地区衔接，但如果大家所理解的“国际化”狭窄得只有欧美，甚至只看到欧美“好的一面”，那就难免形成一种“扭曲的认同”；同时，香港也可能过于“本土化”并缺少起码的“国族化”，因而缺乏内在动因去认识自身、认识国家、认识世界，从而形成一些在认知、思想、心理上的无知、傲慢和偏见。

四、为何从未建立“中国香港”主体性？

无可否认，不少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都是来自以知识份子作为传道主体的学校教育。

“不管有意无意，很多教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给学生灌输一种接近‘完全自治’的‘一国两制’概念，反映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具体探究香港回归之后所谓‘主权转换’的实际含义，只是倾向追求和回归之前大致相同的生活和制度的延续。”田飞龙指出，尽管“一国两制”的确在原则上承诺生活和制度的延续性，但并非毫无限制，尤其是顶层架构发生根本改变，就会无可避免地对中下层产生渗透影响，就像“一个已经改头换面的人，下半身仍然想着继续过上港英生活，结果上下无法协调，就会出现摩擦和冲突。”

问题是，在港英时期没有主体身份也都算了，但回归之后仍然没能建立属于“中国香港人”的主体性，因为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都置之不理。

支振锋如此理解中央治港思路：第一，基于“一国两制”方针，中央确实不愿干预香港；第二，“一国两制”是个前所未见的“政治试验”，在回归初期，无论中央还是香港都没有充份经验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第三，从内地角度来看，国民身份认同是顺理成章的事，难以想像有人会质疑。他也坦言：“问题确实被忽略，但情况也已经发生改变，所以（中央）花费这么大的资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对香港作出这么大的动作，又是制订《港区国安法》，又是完善选举制度，而且还要坚持‘一国两制’。”

只是，在回归以来“失却主体价值”的20多年间，当香港和中央的理解愈有落差，香港人就愈会产生复杂情感：第一种，将香港的现代化成就与港英的殖民化统治结合起来，论及英国时会加上“玫瑰色”进行美化，难以更加完整地呈现历史细节；第二种，将香港的现代化成就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真心相信这是香港成功的秘诀，甚至认为香港的殖民化和现代化是一体的，因而强调香港必须和英美势力保持亲近，才能延续辉煌。

在田飞龙看来，上述两种情感都是香港人为了抗衡“一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渗透，构成香港政治文化当中“爱国”和“民主”之间的价值对立，令香港社会形成一种“一旦接受‘一国’的全面管治和融合发展就等同陷入政治堕落的道德罪恶”，所以人们只能紧紧拥抱“一人一票普选”的民主化目标，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掌握“高度自治”中的“本土主导权”和“价值纯洁性”，殊不知却把香港推向“对抗国家”的危险境地。

五、“爱国”与“民主”可否并存？

田飞龙以民主党前身汇点提出的“民主回归论”为例，解释将“爱国”与“民主”对立起来的风险。“当中有个潜台词，是以‘民主’定义‘爱国’，觉得只要国家愈民主，他们就会愈爱国。”田飞龙认为，这恰恰符合美国对于中国民主化的设定，“形成一种立足香港、再通过对民主价值的追求，与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制度竞争甚至政治对抗。”

文明冲突也好，价值对立也罢，若要谈论当今香港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理解，1989年的“六四事件”应该是相当关键的因素，让香港人对中共的恐慌达到最高点；事后以“平反六四”作为主要诉求的政治组织也迅速崛起广受市民支持；尔后以“反共”作为道德号召或者政治启蒙也选举必然操作；每逢周年纪念更是不断集体回忆悲剧。

“有些香港人可能有‘心结’，但内地很多人不太理解，或者说很困惑，会觉得这种认识很奇怪。面对同样的历史，不同的人接受的信息，或者选择接受的信息并不一样，看法也可能会不同。香港人的认识一定正确吗？这也需要反思。”支振锋说，事件早有结论，“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楚对于国家来说最紧要议程是什么？就是把这艘船继续往前开。”

黄平则把视角扩阔到1989至1991年间发生的苏东社会主义巨变：“若说对香港没有造成影响，是不现实的，它确实成了香港人看待内地、看待社会主义、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消极符号。”他主要有两点观察——第一，香港本就对内地社会主义带有负面认知，经历柏林围墙倒塌和苏联解体，整个过程都被放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框架下加以叙述，难免引发香港对于内地政治制度的执政党的认同争议；第二，持续有人借此进行政治操作，刻意放大民生、就业、教育等问题的负面效应，忽视背后的经济根源，并且简单地将之与香港回归乃至中国历史、政治制度挂钩，导致香港陷入高度‘泛政治化’，难以妥善解决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

六、卸掉“历史包袱”就能摘掉“有色眼镜”？

田飞龙亦认为，香港讨论“六四事件”时往往忽略一个关键思考：“如果中国仿效苏联解体，就会重新陷入从晚清到民国的分裂局面，届时各国列强虎狼环绕，‘一国两制’根本不会发生，香港也不会回归。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会使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追求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的事业遭遇严重挫折，也是1921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奋斗目标的最大打击。”

他解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出现，本身就是基于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对民族复兴有着非常强烈的追求和红线，任何决策都不可能偏离“大一统”这种极为严格的“国家本位价值观”，而如果“一国两制”丧失了这个根本的追求和本位，就没必要被中共所容纳。

“如果用这种背景去观察当时（六四事件）中共领导人的选择，就可以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田飞龙提到，那些采取相反做法的东欧国家，都付出非常惨重的主权和国家利益代价，只能长期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处于一种附庸性甚或被反复制裁的地位；他以此劝戒香港人，“从国家民族以及更加开阔的全球历史角度，全面认识1989年的事件。”

然而，在国家解体和武力镇压之间，就无法寻求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法吗？即使悲剧已经造成，就不能给予更加服众的评价说法吗？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执念”可能是个“借口”——假如中共当即宣布“平反”，香港人对于中共就会马上改观吗？这要留待时间验证了。但无可否认的是，部份香港人在评价中国共产党时，确实会抽空一些历史场景和博弈背景；不过，反过来看，中共又是否真正理解香港？中共对于香港的当中是否也存在很多误解？双方缘何不断加深信任鸿沟，陷入“死循环”？

“不能说香港人完全没有改善的意识和意愿，但确实少有系统性、实质性的改善。”黄平注意到香港的尝试，但认为当香港已经形成一种零碎、片面和扭曲的知识传递环境，难免导致香港学术界和知识界长期无法客观研究香港身份认同问题，自然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的持续与良性发展。

不过，黄平认为这并非香港单方面的过失，而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陆港两地的知识份子都没有着力从文化意识和思想层面去建造“中国香港”的主体意识和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国族与国家认同，而当一方开始意识到问题并尝试重新修补和连结那些破碎和断裂的知识时，另一方却出现强烈的自我屏蔽和自我排斥性的反弹，“这也许是始料未及。”

七、看到了差异，何不求共识？

“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其中一种就是‘公共关系’，形象塑造得不好，你看我们明明做了很多好事，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讲不清楚。”支振锋则从“公共关系”和“信息传播”的角度剖析问题。

不过，在不少香港人眼中，有时可能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讲好自己的故事，而是用力过猛地去讲，结果反倒让香港人以为是在美化自己、吹嘘自己，因而形成更加负面的印象。

“这也是我们需要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时候是讲好的多、讲坏的少。真正的公关本来就是应该好坏都讲，让大家正确理解这些好与坏的形成。”但支振锋也指出，香港应该多加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应对方式，“因为它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被全世界的舆论和理论围剿的党，面对过度的指摘，它难免要去辩护。况且，那些指摘它的国家们，也都不会先说自己的不好，而是要把它（中国共产党）打到尘埃里，如果它再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方还会给它留活路吗？所以说，这种宣传方针也是这个不太友好的舆论环境所造成的。”

“当中的确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以及一些价值观念的根本差异，因为香港确实经过英国150多年殖民，成为一个‘深度西方化’的香港，一个和西方紧密联系的香港。”田飞龙从2014年的占领行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解释中国共产党有否扣港人帽子的争议：“确实有一部份参与者仅仅是从自己利益价值出发，自以为在参加一场正义的事业、寻求改变的事业；与此同时，国家则从自己的战略高度，意识到这是一场‘港版颜色革命’。双方的认知差异无可避免地造成政治冲突和对冲，结果就是国家变得更加具体而权威地进场。”

田飞龙这样解释中共如何理解这两场大型抗争运动——

首先，在占中之前，发起者之一戴耀廷以为，当影响中环金融中心运作，就等同打到“一国两制”要害，届时中共可能趋利避害，香港就能实现“一人一票”；可是，戴耀廷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共，当他以这种致命性的威胁来对抗中共，中共就愈会觉得香港的普选要求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张力愈发突显，必须加以限制，也就有了“831框架”。

其次，反修例风波本来是个法律问题，“但当香港已经和很多国家及地区签订移交协定的时候，唯独不能向自己的祖国移交逃犯——这对于国家来说，侮辱性和伤害性都很大，后来整个风波也充分突显香港在政治和道德上对国家的挑衅。”田飞龙形容，那是香港矛盾的一次“癌变”，把“香港高度自治”和“中央全面管治”的模糊空间消磨殆尽，中央只好摆出“权力谁属”，而香港完全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香港为什么收不了场？当中可能存在两种侥幸心理：第一，以为可以利用金融中心的地位要胁中央；第二，认为美国的支持或者制裁可以产生无敌的威胁效应。然而，其实中央早就考虑过了，并且承受得住相应风险。也就是说，当你面对一个比你高阶的对手，并且威胁对方将会发射‘政治核弹’，甚至迷信核弹的威力，然后毫无节制地对抗，结果引发对手进行‘降维打压’，你就没有后手，也没有能力回击。”田飞龙无奈道，香港泛民主派不懂妥协，也不懂节制。

八、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中共？

香港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理解差异确实很明显，但有“差异”并不是问题，但如果明知道有“差异”却不设法寻求“共识”，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比如，香港比较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政党可以永久和国家捆绑？为什么一定要用中共的理解去认识“一国两制”？既然当初中共能够通过革命获得政权建立国家，为什么其他人不能透过不同方式推进政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最大的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法定的，它的出现和执政都是中国人民在历史过程当中的选择。从中共执政哲学来看，1949年的建国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的目标是民族复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肩负治理使命和历史使命，所以必须由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田飞龙解释，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的不同，前者有着一套合法执政的历史哲学依据，相信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真理、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整体人民根本利益，而后者强调多元主义政治哲学，必须经过选举轮替。

支振锋也认为，不能用中国传统概念和西方政党理念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因为传统的“党”，诸如“结党营私”、“君子不党”、“党同伐异”，都带有贬义；而西方政党是“Party”，只代表一部份群体的利益，需要和不同群体进行博弈，以求达致利益分配均衡。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是独一无二的、真正先进的执政团体，具备四个特点——

第一，是中立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第二，是无偏私的，只能为所有人民服务；第三，是先进的，能够在中立且无偏私的情况下展现执政智慧，对社会各种问题有着更加准确的认识、作出更具前瞻性质和战略意义的判断，从而达到更好的平衡，当中包括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平衡；第四，是具开放性的，不管来自哪个阶层，只要你愿意为人民奉献、愿意遵守铁的纪律，就可以申请入党。

九、中共是怎样炼成的？

时至今日，即使是再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人，也无法否定其对国家崛起的努力和贡献。

支振锋指出，国家能有今天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脱了鞋走泥地”的两大工作：第一，通过出国作战和发展“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解决“挨打”的问题。第二，做好农业和工业布局，解决“挨饿”问题——农业上，当年一穷二白，中共带着老百姓自力更生、垦荒辟地、兴修水利；工业上，今天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在70年前什么都没有，“今天为什么不一样？就是靠中国共产党带领的泥腿子一步步地走，用手一铁锹一铁锹地挖、一锤子一锤子地敲出来的。”

这种刻苦、顽强、拼命，恐怕后人都难以体会。连支振锋也坦言，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不容易得到外界认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太符合西方人的认知。

“中国共产党真的对自己特别狠，但一般人都不喜欢过这么狠的日子，就算是在党内也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和接受。每逢洪水、大火、地震，哪次不是共产党员第一个上？就算大家都干不下去，共产党也要顶着。”支振锋感叹，国家之所以能够“超常规”发展，有赖于中共带领人民“超常规”付出，但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一种“超常规”认知，“在你们香港人看来，就会觉得我们很土、很专制，但所谓‘专制’就是‘效率’，是我们基于整体利益而必须遵守的超常规铁律，有些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但历史可以为我们作证。”

内地学者都很强调，中共所为都是为了整体利益；但在不少香港人眼里，常常怀疑中共的存在目的——真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吗？这不是一句大空话吗？世上真有这样的实践吗？

“这个党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能力太强了，不断地在学习、在改进；如果真要说有什么需要警惕的，那就是党的初心不能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保持我们的中立、无私、先进和开放，从而促使我们不断地自我进化。”支振锋表示，中国共产党保证自我进化的关键，就是做好执政党的纪律建设，才能保持自我和纯洁，“中国共产党有句话叫‘刀口向内’，就是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全世界有哪个政党能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也说，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在赶考的路上，时刻保持一种必须自我更新的危机意识。”

十、中共之下香港政党政治何去何从？

田飞龙提出，香港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起点，就是不能够用西方政党或者西方民主观念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只能从中共本身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规范进行评价，而香港人所不习惯的，恰恰是需要对中共产生一种内部性的理解，一种同情的、温情的、有敬意的理解。

如今，中国共产党也不再“遮遮掩掩”了，这就延伸一个问题——香港治港体系会否受到影响？香港政党政治又该何去何从？

尽管香港有很多政党，但由于《基本法》以“行政主导”作为设计原则，政党政治的实践向来都是残缺不全，政党也缺乏执政意志而沦为选举机器或压力团体。经历选举改制后，香港的“行政主导”被强化，政党作用似乎愈来愈弱，未来到底会成为怎样的存在？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政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当香港无法做好“港人治港”，中共会否自己出马、出动“第二支管治队伍”？

田飞龙承认中共的“现身”，为香港政党政治提出极大的挑战性命题。他有三点看法：

首先，在资本主义民主之下，周期性选举游戏难免使得政党矮化成为利益集团代表，导致社会整体追求被分解、被瓦解，陷入政治版图多元化、碎片化，结果就像那些模仿西方民主化的国家一样，只能借助外国资本、外国文化赢得议席，沦为外国利益的本地代理人，无法真正保障自身民族利益，最后多因政治分裂和冲突不断而停滞不前，成为“失败国家”。

其次，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个“政党”，但并不像西方政党那般以“选举”为重心，而是以“治理”为中心。没有竞争不代表没有压力和动力，因为中共本身就继承中国古代贤人政治传统，既重视精英对于整体利益负责的知识、道德和能力，又强调精英必须获得民众认可。

最后，香港多年民主实践积存不少问题：第一，选不出坚定的爱国者；第二，逐渐变成由外部势力操纵的危险渠道；第三，无论是治理社会的能力，还是回应公平正义的能力，当选人的表现都相当有限——因而需要一一进行改造。所以，是次改革是为了重新塑造“贤能爱国者”的管治体系，香港政党必须转型升级成为“选举”和“治理”并重的组织力量，而他们政治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意义上学习理解和正确实践“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