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偕行新征程．一｜摆正自己 正视全球新秩序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202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此形容新一代中国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当中的变化。过去百年间，世界格局都由欧美主导，然而，以中国为首的政经力量的崛起，为旧有秩序带来新的可能性，同时对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世界”构成挑战。当中国可以“平视世界”，香港又该怎样调整“一国两制”之下对内对外的视角？有责任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的李家超政府，又会怎样面对全球新秩序？
撰文：郝子雨
（编按：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向来提倡“积极一国两制”的《香港01》特此发行纪念特刊《与时偕行新征程》，当中收录昔日七篇深度报道，记载香港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的关键思考。此乃其一，整合自第261期《香港01》周报。）
一、香港看世界：认清国际新格局
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后首次正式记者会上表示，美中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可以预见的，但中国若想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有我在，休想！”在此前一周的中美阿拉斯加“2+2会谈”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强调：“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参与世界事务的一个标志，是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完全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而这正是拜登总统致力重振的。”对此，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严正指出：“我们希望美方在谈到普世价值和国际舆论时，考虑一下这样说是否放心，因为美国并不代表世界，它只代表美国的政府。”
舌剑唇枪背后，是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宣言。
尽管双方在会谈中看似“水火不容”，却远未到、也不会到“你死我活”的境地。特区政府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指出，中美之间不会出现某方被完全击败的情况，因两国都有着相当的实力，故只会出现“美国不败，中国不倒”的局面，无论经济还是军事，都将是相互平衡的状态。他又表示，自己惯常称二者的关系为“美中关系”，因过去几年的对峙多由美方挑起——美国一直以来都担忧中国崛起，在所谓的制度、价值及其他方面都有很多冲突，故不单是前任总统特朗普等反华“鹰派”，其实美国朝野现在基本上已有共识，要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这样的世界新格局之于香港而言意味着什么？无论在中美之间，还是国际范围内，香港都无法独善其身。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在外交及经贸政策上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但香港经历2019年的社会风波后，美国于2020年5月表示香港已“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故不再继续享有《美国－香港政策法》中赋予的特殊待遇。《港区国安法》颁布后，时任美国特朗普下令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并制裁内地及香港参与《港区国安法》制订的相关官员。
到了2021年初，连续二十五年盘踞“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前一年排第2的香港，以及第35位的澳门，被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取消独立评级和排行榜，今后将与第107位的中国一同参与评分。张炳良直言：“这是在特别针对香港，也意味着大局的变化。在香港被国际环境针对的同时，由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中央政府也判断香港已‘基本失控’，并认为这是受美国幕后干预所致——香港变成了一个美国针对中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战场，所以对香港进行了非常大动作的政策调整。”
世界旧有秩序遭到挑战，各个国家和地区趋于归边，香港应如何看待这个正在变化中的世界，有无能力将自己独立于纷争之外？显然，政治现实是，作为中国的一部份，香港没有理由不站在国家这一边。
“这是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对香港而言是全新的格局。”张炳良指出，一方面，与中国处于对峙关系的美国想将香港推向西方，推向一个与美国较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北京会将香港拉得更紧，逐渐将香港拉到令其觉得安心的轨道上，拉回中国未来发展的轨道上。双方的一推一拉，正在同时对香港发挥着作用。
对于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张炳良分析：“俯视、仰视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是在双方关系不对等、不平等下。若有一方是强大的权威，便不会有‘平视’一说，如英殖时期，香港人清楚自己不是主人，所以只能仰视‘洋人’。‘平视’则建基于双方的平等，更似朋友，而非从属关系。”
在张炳良眼里，这些视角的比喻亦适用于内地和香港——内地与香港优势不同，本应为平视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自然的俯视、仰视，如过去内地经济发展落后于香港时，不少港人便有“看不起”内地人的心态。回归之后，香港作为一个特区，很多时仍需中央作最后定调，所以部份港人或会产生仰视北京的感受。
香港人应抱有怎样的视角看待自己、内地、美国，甚至世界？年轻政治学者黄裕舜发自肺腑地说：“很多时候，香港是以自己为核心看世界的，是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不难理解，当一直被重点栽培，自然会认为自己是戴着光环的主角。而当香港逐渐失去这个光环时，就不能再用这样的视角看世界……还想中国围着你（香港）转，美国也围着你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只觉得荒谬，不切实际，自欺欺人。然而，尽管不再是主角，但需明白，香港仍能担任大配角。”
一语道出真谛，也撕开了一直挡在港人眼前、不愿面对的一层纸。上述的优越感或许曾经拥有，但如今内地城市逐渐崛起，香港的唯一性不断受到挑战。同时，港人心之向往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体系及价值观也一次次地暴露出缺陷。过去左右逢源的香港，如今遭“里外夹击”，是时候反思并重新厘清香港自身的位置，开始正视中国与西方世界。
二、香港看西方：一场镜花水月的幻想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无论是《港区国安法》的重压，还是此次大力度改革选举制度，都基于两个层面：其一，中央担忧香港成为美国对抗中国的政治筹码——近年来，本港反对派多次邀外国，尤其是美国出手制裁香港；其二，香港人心未回归是中央一直以来的“心病”。
作为“50后”，张炳良这代人经历英殖时期，参与学生运动，接受西方文化薰陶，对西方的价值文化既有认同，也有保留。他指出，香港有一百多年是以英国殖民地的身份存在，而英国又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必然和西方友好，表现为在贸易、文教等领域的发展较严重地倾向于欧美国家。也正是在英国的影响下，香港人在心理上很自然地会“亲西方”，无论是旅游、教育、信息来源，还是对时尚的关注，基本上都是由西方驱动的。而国际看香港，自然也是“西方世界的香港”。与此同时，内地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不太平的事件，经济严重滞后于香港，香港因而尽量避免与内地“走得太近”。
张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从来就没有经验，无论是政党还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较复杂的全球性政治上应如何定位。回归前，英国代表了香港；回归后，不再被英国统治的香港很难继续使用“香港是西方世界一部份”的概念。然而，从中央的角度看，香港只能是“中国香港”，而非“西方香港”——当然，香港仍可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但当中有了许多“中国香港”的定位变化，这令许多港人难以接受。
“受西方驱动”的趋势并不只是发生在香港，全球潮流亦由西方引领。张炳良解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世界都是按照西方定义、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运行的，如全球的金融制度。即使今天的中国已如此强大，但仍未有主导能力，因为这些秩序是过去一两百年间逐渐构成的。你看，连大家讲的‘现代化’、‘全球化’等，也都是西方定义的。”
他分析，即使亚洲地区近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也增加了更多话语权，但在外交及地缘政治层面仍有“亲西方”表现。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甚至制定了许多国际秩序，所以亚洲部份国家会更直接地“亲美”。从这个角度看，“亲西方”或“亲美”不只是简单的“崇洋”，而是紧密的利益联系。
对于在香港积极推动选举民主的泛民主派而言，欧美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价值与自己的理念非常接近，但也有一部份人在意识形态及思想理论上反对以为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发动“六七暴动”。张炳良忆述：“因为我们同情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保留。当时我们称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美帝’，帝国主义嘛！……我们成长于这一代，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活跃份子，所以对美国有所批判——但这并非简单的‘反美’，而是不盲目地、辩证地看待美国。”
香港面对1997年回归时，出现了“民主回归派”，他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应落实全面民主政制。汇点是首个主张民主回归的政治团体，认为“1997不是香港的终结”。作为汇点前主席，张炳良表示：“当时我们认为，‘九七’不应被视为香港的‘大限’，而是一个契机、一个新的机会。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之后，香港应成为非常开放、活跃的地方。然而，这样想的人只是极少数，反共情结在当时几乎成为港人的‘DNA’——北京也非常清楚，所以才作出了‘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
亚洲地区对西方的崇拜一直都在，内地也不例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便经常被用来讽刺内地过度崇洋媚外的现象。黄裕舜表示，在香港，对西方主导的文化及价值的追求，不只停留于“外国的月亮更圆”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到了“外国的月亮是唯一月亮”的程度。
他指出：“我担心这个现状。部份港人对国家的仇恨往往来自非常主观的不信任，由于过去发生的种种，对国家产生非理智的恐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支持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他可以制裁中国？现在的民心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了……”
在内地的爱国狂潮中，“小粉红”被视为无脑群体，不仅在内地舆论中掀起热议与反思，也屡次成为港人讽刺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国频遭民粹骑劫时，却鲜有港人批评。特朗普在大选中落败后，其支持者持械闯入国会山庄，企图阻止国会议员认证美国大选结果，导致五人死亡。难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抑或假装看不见？
黄裕舜指，这并非“是否看得见”的问题，而是大家是否将其看得那么重要：“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态度和立场经常会很右翼，在社会、经济层面很保守，会为民粹叫好。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网络讨论区中，全都是为特朗普叫好的声音——打败精英！”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们将对香港本地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憎恨投射在美国身上。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在他们的眼中是与精英主义的对抗。
谈起港人对普选的执念，黄裕舜指出，普选之于港人而言，是一把“安全钥匙”，但若中央对香港完全不信任，有普选又能如何？况且，现实是如今香港的“议价能力”是零。然而，这样近乎固执的追求并不能只怪罪政客、泛民及媒体。“许多港人愿意死心塌地相信普选是‘万能药’。因为一旦不再相信，取代这个论述的，将会是更加可怕的思维——除普选外，港人看不到其他美好的未来——从失望到绝望， 从绝望到愤怒，从愤怒到毁灭性思维。”黄裕舜对此表示担忧。
有着海外求学经历的黄裕舜曾撰文称：“因为钟爱自己国家而忽略别国的好，是一种傲慢，也是一种不幸。因为对自己国家的不满，而对别国的低劣行为视而不见，是一种无知，也是一种无能。”他表示，在国外经历的歧视很多，而这些针对种族的歧视，不会因为“I am from Hong Kong”（我来自香港）而减少。“无论你作出多大努力改变自己以迎合、融入他们，都无法免于不公对待，这就是种族歧视的悲剧。尽管我的英文发音已经练习得很标准，但还是会因为我的亚洲面孔而遭遇歧视。”他无奈地说。
三、香港看国家：如何从抗拒到接纳
若说港人对西方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对内地则是不假思索的抗拒。在内地经济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香港时，港人对内地的态度多为“看不起”。然而，随着两地矛盾日益激化，港人不再只是“俯视”内地，而是如黄裕舜所言，许多港人对国家产生了“非理智的恐惧”。这从新冠疫情中的“恐中”情绪可见一斑，但凡与中国有关的措施、仪器或人员都在社会掀起“腥风血雨”。港人对内地抗拒、恐惧的情绪究竟从何而来？
近年，香港与内地的年轻人似乎愈发水火不容。在香港，内地的狂热爱国人士被揶揄为无脑的“五毛”、“小粉红”；在内地，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排拒内地的港青则被诟病为“废青”、“叛臣贼子”。黄裕舜将这些容不得对方声音的年轻人分为三类群体进行比较。
第一类群体是两地的“海归派”。黄裕舜发现，质疑“民主有什么好”、发表最强硬、最鲜明观点的，往往是在国外受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内地“海归”。他没有将这些人归结为“被洗脑”，而是认为他们经历了国家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海外经历亦将他们的“爱国”变成本能，令他们感到自身经历与国家历史发展交织。这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海归派港人所没有的，他们有的只是对西方虚无缥缈的、或对自由主义近乎疯狂的追求。
第二类群体是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黄裕舜认为，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或许对西方价值怀有浪漫憧憬，但多数会持观望态度。而受本土教育的港人，在煽动性言论或煽动性政治家的挑拨下往往会被推到对立面上，他们对中央非常不信任，在此基础上衍生排华情绪，也就是民心未回归的“后遗症”。
黄裕舜将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列为第三类群体：“本来，这些香港青年已渐渐觉得内地的生活也不错，放假会去深圳喝喜茶、打边炉，看的综艺节目可能是《中国好声音》。两地文化本已慢慢融合，但由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不少人与内地的心理距离愈来愈远。反之，在内地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眼中，是国家给了他们一切。”
按照这个分析，作为两地社会发展主要力量的年轻群体，无论有何学历和经历，对国家与西方各有不同理由的“盲目”，且不想聆听对面的声音。对此，曾任香港环境局副局长的民权党（现已解散）创办人兼前主席陆恭蕙认为，应放下固执的预判，了解后再谈看法。“我任政府官员时，曾见过许多内地官员。常说中国不愿承认自己的问题，但反而是这些官员谈中国的问题谈得最多。他们经常会分享这些问题及解决方案，所以我并不觉得中国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他们只是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香港与内地年轻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与不同程度的盲目，正是抗拒与恐惧情绪的来源。当“我们不要内地那一套”成为了抗拒的话语标志，就要理性分析，拷问自己“为什么”。
黄裕舜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价值观，都只是价值观而已，本质上并无对错之分，人类应该遵守的一些界线或道德规范是存在于多元文化之外的。不论以君主、贤能、威权还是功利主义等来管治国家，都只是管治的形式。身处哪一种管治之中并非问题所在，有无思考、反思，辩证看待不同价值观的能力才是关键。也就是说，将两套逻辑、价值观割裂的不是它们本身，而是人。在中美关系中，尽管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期待的结果却殊途同归——令人民不受战火之苦，在互利互惠下共同发展，所以尽管陷入僵局，双方仍会不断寻找合作机会。既然如此，香港何必故步自封，为自己贴上标签并自困其中？
作为早期的民主派，陆恭蕙直言，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吃的就是西方民主自由这一套，并相信这是最理想的。然而，她从不用“绝对”的对错、善恶去看待世界：“在政治中，绝对的事情是极少的。香港人不必马上作出最后判断，判定哪个好、哪个坏，因为这不能帮助我们。”她分析道，绝对的判断之于香港，没有意义与好处，“与其他地方一样，香港制度的完善，需要经历不断尝试、修改。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北京的意见。”
许多港人对北京的意见与声音感到恐惧——从《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过程中的风声鹤唳，到《港区国安法》的落实，都令他们不寒而栗。陆恭蕙表示，这是因为港人从不习惯思考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什么是“分裂国家”等问题——在他们眼中，这是言论自由。然而，需要承认的是，言论自由的范围有着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应是‘言论自由’这么简单。”
四、香港看自身：抛开自欺，巩固价值
“二十年前，人们会称香港为‘世界的瑰宝’，十年前，可能形容香港为‘中国的宝藏’，现在则是‘大湾区的枢纽’。如果香港还不好好把握自身优势，下苦功创新、改革，便会沦为真正的‘中美间的磨心’。”黄裕舜用四个称号总结了香港角色的变化。
作为中国的一部份，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却不被内地限制，“一国两制”赋予香港被留白的种种可能。然而，正如陆恭蕙所言，放下偏执是困难的。
“1997年，当香港变回中国的一部份，这是坏事吗？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国家，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的。”陆恭蕙说。她并不认为香港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正在“缩小”，因香港仍有很多权力，这是北京、上海无法比拟的，“香港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这同时成立。总不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就觉得是国际的，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就觉得不够。”
张炳良亦提及香港的优势——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权力，如享有一定的外事权。《基本法》第七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比如我做运房局长时，就需与外国谈航权——这是回归后中央政府及《基本法》授权香港的。”张炳良说，“随着中国愈来愈开放，与世界联系起来，香港本应发挥全球枢纽的重要作用——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但他同时承认，中国的外交关系对香港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中美关系转差，一些国家要求停止与香港的一些合作协议，而按照“双边关系”的做法，中国也要宣布香港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无效。换言之，遇到一些冲突性情况，中央可代香港做决定，因香港的外事权是由中央授予。“据我观察，一些西方国家对香港的限制，包括停止双边协议等，基本上都是对方先终止，中方才回应。尽管如此，香港在当中也会非常被动。相反，如果两国关系良好，香港的空间就会大些，对外也可更活跃些。”
“香港不能再幻想自己是超然于中西以外的角色，且这个角色在‘冷战’形势中将吃力不讨好。故这时，香港应担任对外‘连接口’的角色，而非‘中间人’。”黄裕舜指出，“自国家对外方针由韬光养晦转为更强硬的模式后，便不再需要中间人的角色，所以香港要找到新的位置。”
2000年香港的GDP约占全国GDP的14%，到2020年已跌至2.6%左右。黄裕舜表示：“在这个政治、经济现实下，香港对国家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作为国家的一份子，我觉得香港还可以做三件事去帮助国家、自身平稳地崛起。”
首先，香港可充当“协调者”的角色，有部份深谙国外文化民情的港人与海外国家有一定的联系，便可在香港与海外的对话中担当重要的参谋角色，组成香港的“软实力”部份。
同时，香港也需反思自己在文化教育范畴中的桥梁角色。“如在中美之间，随着世代更替或种族歧视，二者间的桥梁不断被割裂。香港完全可重塑这个角色，加强一些非政治敏感范围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把持住“老本”──金融。黄裕舜指出，香港应把握自身制度优势，担任跨区域的融资和法律裁判角色，同时帮中国化解一些区域性的、跨越东南亚甚至亚欧之间的资金融通问题。他强调，对于政治现实，港人可以不喜欢，可以排斥，也可以装作看不见，但这是没有意义的：“香港目前有两个选项， 一是如上所述，在国家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特殊地位，二是继续与国家作对，最后自毁长城。”
相对于黄裕舜提出的切实方向，陆恭蕙更在意港人的“底层逻辑”。
她表示，香港需要对国家、对世界证明，自己仍是个有实力、有潜力的地方，而这需要本港从政者拥有三套论述：“一是用广东话与香港市民讲话；二是要用普通话跟内地同胞讲话；三是要用英文与国际对话。”当中，“讲广东话”是指从政府到党派，应帮助港人认清政治现实，为香港作出切实的规划，找到适合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讲普通话”，则需与内地进行交流，在“一国两制”下寻求两地的合作。而面向国际，则是对世界证明与表态，香港在国际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