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偕行新征程．三｜打造世界新矽谷　让年轻人敢发科学家梦

香港要发展创科、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等官方口号早已呼喊多年，但至今似乎仍未找到适合道路，多次错失先机。国家“十四五”规划表明加快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神经芯片及DNA储存等前沿科技（尖端科技），而有意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香港，是否具备成为“国家科技先锋”的条件？有了顶级科学家孙东出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香港又能否借势打造“世界新矽谷”？

（编按：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向来提倡“积极一国两制”《香港01》特此发行纪念特刊《与时偕行新征程》，当中收录昔日七篇深度报道，记载香港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的关键思考。此乃其三，整合自第270期《香港01》周报。）

一、容不下科学家，谈何十年磨一剑？

根据《2020年世界创新指数》，香港每百万人口的研究员数目为4026.5位左右，在发达经济体组别中表现弱势，与韩国相比更是相差近一倍（表一）。另据智库“团结香港基金”的研究报告《释放香港科创潜能 构建国际研发之都》（下称《研发之都》），香港2018年的教育界别研究人员数目不及伦敦的三分之一，其中虽然教授数量相仿，但研究生和研究员的数量之差相距甚远（表二）。

为何香港没有太多大学毕业生愿意继续深造？“亚洲电动汽车之父”陈清泉的观察是，香港学生十分聪慧，但大多认为攻读博士难有出路，所以学士毕业后不再深造。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可谓见证了香港科研界大大小小的发展，亦亲历了国家科学的腾飞，即使年过八旬仍活跃于科技前沿，例如参与成立“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集合在港院士为特区政府发展科创建言献策。

“科研人员申报项目等花费时间太长，静下心‘十年磨一剑’的太少了。”陈清泉说，“应该摒弃急功近利的思维模式……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他曾撰写《给科研人员创新提供从0到1的原创性氛围》，提到回报需时：“基础类研究成果由于其研究的自由探索性，其理论价值的显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评价时可适当延长评价周期，扩大国内外同行评议的范围，重点考察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尤其是对应用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可惜，在急于求成的香港，无论教授还是研究生，似乎都不太愿意“坐冷板凳”。据教资会数据，2019/20学年的公立院校研究院研究课程，亦即坊间所称的“学术型研究生”，非本地生人数为6,864人，占总学生人数82%，按此推算，本地学术研究生只有不足1,400人。

“急功近利”是人性使然，问题是特区政府曾否针对有关问题为研究人才提供足够诱因、大兴产业提供足够职位？答案无疑令人失望。对此，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校校长倪明选难掩遗憾之情：“我培养过很多优秀的毕业生，留在香港的并不多。”他指出，土地限制、基建落后、房价高企等外部因素都阻碍香港高校培育和挽留人才，学生若想任教，会因教席不足而流向外国；若想创新创业，则只能北上突围。

那么，内部症结何在？首当其冲是香港政府对高校研发投入、教育投入过低。以尖端科技必备的芯片为例，“三十年前，科大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做芯片的地方”，倪明选说，但这三十年来政府没有资助高校更新相关设备，设备亦已经落伍，“香港已经错失机会了。”

另据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在《香港“人力资本投资倍增计划”的建议》一文指出，香港的公共教育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GDP）比重只有3.3%，低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平均5.1%的水平；产业部门、政府和大学的研发支出总和只占GDP的0.8%，OECD成员国平均值达2.4%，是香港的三倍。在资源已然短缺的情况下，大学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而追逐排名，导致同质竞争严重、缺乏合作。

虽然资源有限，潜力却是无限。2021年3月全国“两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当中明确专攻“前沿科技”（尖端科技），包括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拥有五所世界排名前百名高校、基础研究优势明显、具备国际化制度和环境、聚集了大批世界知名学者的香港，似乎是全国当中最具能力从事这七大尖端科技研究的城市。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外务）黄锦辉指出，香港在“十四五”规划所列的六大科技领域上“大有可为”。他将国家规划所列的科技分为两类：一类是“卡脖子”技术，即外国做得好但中国较为落后的科技领域，如集成电路（即芯片、传感器等）；另一类是“未知”的技术，即各国都在摸索的科技领域，如量子计算。香港可以集聚现有优势，配合国家的需要集中攻关“卡脖子”问题，积极参与“未知”的科学研究。

黄锦辉以现时最热门的“卡脖子”技术——芯片为例：芯片技术分为设计和生产两方面，香港的“芯片设计”水平是世界一流，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在世界上更是“数一数二”。根据2021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香港科技大学的电子电气工程学系位列全球第20位，而全港有五间高校的电子系入围世界前一百（表三）。可以说，香港在电子系的学术积累优势，放在亚洲无出其右（表四）。

“香港科创界想要对‘卡脖子’技术作贡献，第一件事就是要给科研人员宽松的环境。”陈清泉一针见血地说，科学家不应该受评价体系所限制，现时的评价体系“强调论文数量”，不利于“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而归根究柢，应该从建立“研究院”开始突围。

“搞高科技产业有四大要素。第一是名牌大学，产生科学的地方；第二是研究院，产生技术；第三是企业和市场；第四是金融。”陈清泉指出了香港创科目前的痛点：“香港有名牌大学，没有研究院，所以大学产生了科学、理论，但产生不了技术。”

黄锦辉亦认为，香港须建造“湾区超级科研机构”：“建立大型科研机构已经成为了全球趋势，为长期和大规模的前沿科研合作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吸引国际顶尖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为博士后研究员提供职业发展路径。”

“学生读了博士想任教，大学教授名额是有限的。接着去读博士后、做研究助理，都是拿项目的钱，是‘soft money’，不是职业啊！项目没有了，钱也没有了。”陈清泉又指，香港学生喜欢做医生、律师、金融，相较之下，“理工科那么辛苦，赚不到快钱、娶不到老婆、买不到房子……这都是因为香港缺乏研究员这种明确的职业道路。”他希望，中国科学院能在香港分设机构，令有志从事科研的青年有处可去。

此类以“科研”为业的研究院、研究所，更能够打破大学同质竞争的现状，建立学科间、学校间的合作平台，而这对推动尖端科技研究至关重要。陈清泉表示，“现在只有从事跨学科的研究，才有希望在学科中打造领导地位”，皆因普通的科技已被发明出来了，所以就要去跨学科领域中探索，“要敢于进入无人区。”

跨学科的教育制度要求学校打破传统的学院学系，这对本港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而言，未免太过“伤筋动骨”，但若然有新建的“研究院”，便可以打破壁垒，勇于尝试。黄锦辉就建议，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可率先合作在河套区建立大型科研机构，汇聚人才、集合资源，“为攻克技术难关、掌握核心前沿技术积聚力量。”

香港也有研究机构，然而规模较小，合共聘用研究员的数目不超过400人（表五），而且各研发中心背后依托大学的实验室，要主攻领域和主题，难以进行跨院校、跨学科研究。政府应该考虑整合资源，从制度上设计出合作攻关尖端科技的平台。《研发之都》便指出，近年在科学领域领先的英美等经济体已经开始建立跨机构的大型研究机构。在美国，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设立旨在促进深度的跨学科、跨组织及跨地域合作研究，以解决当今复杂的生物医学难题。而大型研究机构的长远及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大笔和经常性的投入，以博德研究所为例，美国联邦政府每年会资助约1.5亿美元来支持其研究工作。

二、“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恶性循环

香港打造高科技产业的另一障碍是高科技企业不足。“香港有三个中心，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但只有这三个中心是不健全的。”陈清泉说道，“要把高科技企业也放进来，比如传感器、医疗科技之类高附加值又不占土地的企业。”

香港曾经集聚大批国际高科技企业乃至工厂，例如飞利浦（Philips）、摩托罗拉（Motorola）等过去电子行业的龙头，都在香港设立过亚太区研发中心和工厂。交叠着“解殖”和“回归”，香港的经济板块历经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大量工厂迁离，科技企业的研发、测试部门亦随厂北移。

“我以前日日对着几十万张8051芯片，你够我熟？”恒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刘振韬说。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入读香港大学电子电气工程系，后任职摩托罗拉在香港分设的工厂。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近年重新创业，研制芯片控制的六相直流无刷电机技术。

小小一块芯片，为何能够引起国际“科技战”？刘振韬道出其中原因，芯片又叫“集成电路”，就是将繁复的电子线路集成在面积小、成本低的芯片之上，“你可以用很多大件的零件去实现，亦可以用一粒很悭位、便宜的芯片去做”。选择后者是科技发展自然之举。刘振韬指出，芯片的材料成本并不昂贵，“原料是沙而已”，但研发成本比较高，且工序中涉及的设备、人才要求都比较高。由此可见，芯片产业其实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高增值工业，亦贴合香港迈向高增值知识型经济的转型。

事实上，香港曾经拥有亚洲首屈一指的芯片产业链。据1992年美国国会代表团考察报告《Oversight Visit to the Pacific Far East》记载，摩托罗拉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成立，是摩托罗拉亚太区半导体部门中心。1982年，摩托罗拉在葵芳搭建了生产测试中心和工程实验室；1986年加建先进集成电路设计中心；1988年，全自动集成电路组装中心开始运作，同年开启“矽港中心”（Silicon Harbour Center）项目规划；1990年，大埔“矽港中心”建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时亚洲第二大的半导体测试装配工厂，每周能测试520万芯片。

摩托罗拉等外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生产线培养了大量有经验的工程师，亦造就了香港盛极一时的电子行业。但是，由于土地、人力成本急剧上升，摩托罗拉工厂于2002年宣布关闭，生产线迁往天津、吉隆坡，后来“矽港中心”亦被改建为凤凰卫视的办公楼。刘振韬认为，工业出走背后是“政治因素”和政府“懒理”：“英国人知道1997年要归还，他们不会做长远的投资，加上香港政府又侧重一面，工业就再没发展了。”

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其实并非不重视科技及工业。首任特首董建华上任之后，随即任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前任校长田长霖担任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主席，推动了数码港、科学园等项目的落成。芯片方面，董建华亦曾向政府官员点名留下首钢集团旗下的光掩膜（芯片设计中的关键部件）项目，以巩固本地芯片设计业。

既然特首表达了对科技的重视，那问题出在何处？陈清泉道出真相。回归伊始，他任香港工程师协会会长，带队考察新加坡、芬兰等国家的工业发展，更于芬兰向诺基亚（Nokia）抛出橄榄枝，邀其来愉景湾建厂。田长霖亦计划推动科技股票市场，“类似现在的‘科创板’，特意邀请了徐大麟给我们作报告，讲述他如何在矽谷投资成功。”徐大麟是科技创投公司汉鼎亚太（Hambrecht & Quist）的创始人，以投资亚太芯片行业成名。1999年，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建立六间芯片厂的“矽港”计划，希望和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张汝京合作，把台湾科学园区的发展经验移植至香港。

田长霖、陈清泉等一众科技专家辛苦推动的一系列高端科技、高端工业项目，最终却因为政治阻力而未能成事——项目推动过程中遭到了“三司”中两位司长带头反对。“那些高官，对于科技根本就没有认识！”陈清泉忆起此事，仍然忍不住大拍案台，“那家台湾芯片公司也想来香港，最后就因为香港不给地而去了上海。要求土地不是很常规的事情吗？但那些高官就反对！”

2000年，徐大麟表示汉鼎亚太放弃在香港推行“矽港”计划，将计划搬往上海执行。他表示，这主要是因为上海愿意以近乎免租的条件提供土地，兼且首五年免税，其后五年税款减半，但香港政府不愿退让。结果，“矽港”在上海落地后更名为“中芯国际”，四年后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伦敦交易所上市。如今，中芯国际已成长为中国唯一能量产14纳米的芯片制造商，亦是全球前十的芯片制造商之一。

三、重思“再工业化” ，推动再科技化

回头看，香港失去的远不止“工业”，相伴而来的“去科技化”影响深远。科技企业、工厂曾培养出大量富有经验的工程师，他们失业、转行、离港；高校内培育的创科种子因缺乏工业而选择北上落地，本地难造“独角兽”；中层蓝领岗位大减，不止阻碍了向上流动、加剧了贫富差距；年轻人进入科技行业的意愿亦大减，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九十年代，我四十多岁，公司开七位数字人工挖我。”刘振韬自豪地说，这是“一分钱一分货”，人工高皆因他能够将营收从6,000万美元做到3.9亿美元。彼时，行业内技术刚从模拟转数码，刘振韬在港大电子系选读数码方向，他从集成电路的基础知识开始学起，经验扎实。“你现在要考我逻辑门的三十几个部件编号，我都可以答你！”

但是，摩托罗拉离开香港之后，工程师纷纷转行做管理、从商、从政，像刘振韬一样愿意留在香港电子工程行业而“还没饿死”的人屈指可数。他提到，新加坡于八十年代开始推动芯片业发展，来香港“撬”工程师，“我同事一过去，（住）2,100呎（的房屋）啊！”他感叹，明明当年新加坡的薪酬水平低不及香港三分之一，如今时势却逆转。

香港失去的远不止富有经验的工程师，连愿意入行的年轻人亦愈来愈少，理工科课程难度较大，就业前景却远不及金融、医科、教师等专业人士。培育科技行业和培养科技人才之间已然陷入“鸡先还是蛋先”的“恶性循环”，虽然政府高喊推动创科发展的口号，亦难以改变现状。

工业和高科技企业唇齿相依，失去工业等于失去了发展创科的产业环境、企业及人才。2016年，特区政府首次将“再工业化”纳入《施政报告》之中，但五年过去了，据政府统计处2019年的数据，制造业GDP占比仅为1.1%。香港的工业发展依然不成气候，遑论为创科环境带来变化。关键痛点在于，香港只是为了响应“再工业化”的世界潮流而摇旗呐喊“再工业化”，但实际上既没重新检视香港的工业土壤，又不明白“工业”与“科技”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结果做来做去也不过是把低端制造业升级，而非“再科技化”的“再工业化”。

“再工业化”一词在2016年的《施政报告》中首次被提起：一方面是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用智能生产、数码化等方式提高传统行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则围绕科研优势、高增值产品所打造的先进制造业，例如香港具备优势的医疗科技、先进材料、精密仪器等。

虽然两者都被纳入“再工业化”，但目标完全不同。前者的重点在于提高生产力，后者的重点则是创造新产业，对接上游的科研优势，难度亦较前者为高。话虽如此，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性、长远效益都较传统工业升级更高，亦更切合香港打造“国际创科中心”的目标，皆因其不止能承载高级研究人才、工程师，还能聚集企业力量共同攻关尖端科研。

只是，五年过去了，香港目前的“再工业化”项目大多集聚在传统工业升级，而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方面，资源投放不够全面，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所以很多从大学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都选择了北上，“科技”依然难以作为产业为香港GDP作出贡献。

在资源投放方面，创新科技局于2020年7月推出“再工业化资助计划”，为香港企业提供三分之一（上限为1,500万元）的智能生产线资助。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算了一笔数，若按满额计算，计划的20亿元能够资助约130间企业搭生产线，而按每条生产线为一亿元产值来计，“香港制造业GDP能上升五成左右。”然而，尖端科技产品主要来自于高校、研究院内的研发专利。高校创业团队资金向来短绌，如果希望将这些项目落地香港建立生产线，难以承担那剩余的三分之二建设费用。换言之，“资助计划”惠泽的将是拥有良好资金流或一定财力的公司，忽略了拥有尖端科技却财力短绌的初创企业。

除了科技工业的产业配套缺失，“再科技化”的版图中亦缺乏大中型科技龙头企业。“我们怎么融入大湾区的生态，香港占哪一块位置？”倪明选疑惑：“香港学校多、基础科研好，可是基础科研是投入、给钱买设备、请人。到了产出的、赚钱的那一部份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是不是有点亏？”他希望香港为高科技公司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它们在香港设置总部。

陈清泉亦回忆，在新加坡调研科技时，发现当地不惜土地以吸引炼油龙头企业来设厂。“官员跟企业说，你要地可以，但你要为新加坡培养人才。”陈清泉解释，作为交换土地的条件，新加坡要求炼油公司在本地设立研究院，并派专家来培养当地青年，“五年后知识也更新了，公司还要派新的专家来。”

龙头企业对香港发展创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如今的香港对科技公司态度难言积极。在2020年的《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为了强化金融中心功能，为金融公司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例如放宽房托基金的限制、为私募基金提供税务宽免、又专设市场团队宣传来港设立家族办公室等，但谈及创科，却只得“杰出创科学人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这两个人才计划，并没提到任何面向科技公司招商引资。

四、做好顶层设计 ，科技才能腾飞

香港是个高度经济化社会，前沿科研偏是最难谈经济效益的事情。港人普遍相信“High Tech揩嘢，Low Tech捞嘢”的玩笑，眼见新加坡厚积薄发实现经济奇迹、深圳GDP反超香港，却依然不相信科技能在香港激起水花。

刘振韬形容香港人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创科投资的氛围，在科技方面的风险投资知识更是落后，“你与基金谈，他们不相信你会成功，觉得你在骗他。但做生意必然有风险，不然什么叫风险投资？买层楼好过啦！”

不止是商界，政府和公营机构对科技初创的态度和管治模式亦保守，与内地相比显差异。拥有半导体专利的初创公司是内地投资机构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地方政府眼中的优质资源。刘振韬举例，他率领团队前往内地参加科技比赛，在比赛之前，无锡市和宁波市政府的官员来与各团队开会。“无锡政府开声，无论明天比赛输赢，在座33个队伍，只要愿意落户无锡，政府即刻给1,000万元（人民币）！然后宁波政府又走过来，讲了同一番话！”他表示，针对半导体企业，几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力度都很大，还有购房补贴和子女教育补贴等，“加起来不会少于2,000万元（人民币）……你一定要写给香港政府看，这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内地的科技发展在讲‘十年磨一剑’，香港根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黄锦辉慨叹，“过去三十年，我们还是比较短视一些。”他把这种短视归咎于港英时期形成的思维，“因快回归了，大家就想揾钱尽快走，太长远的投资都不去想，所以就搞服务业，做‘炒卖’⋯⋯这种风气应被纠正。”

陈清泉前往新加坡调研之时，是香港回归初期，一切都是探索阶段。他忆述当他拜访新加坡负责规划科技发展的官员时，对方向其强调“现在香港不是殖民地了，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香港要有自己的科技和人才”。这是一句人尽皆知的大道理，可惜过往施政者们没有理解其中精髓——要将发展科技作为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清泉明确指出，香港的领导人应拿出“顶层设计”。他举例，从学生到院士，他曾历经中国科学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在现场感受到三位中国领导人与科学人员的交流，分别是：时任总理周恩来在1956年全国知识份子会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学提出“四个现代化”和“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科技强国”的目标。“中国有‘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还有‘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这就是顶层设计，香港也要开始有这些。”

陈清泉总结，若香港想发展尖端科技，迈向“国际创科中心”，就要在规划层面做到“三个了解”。其一，要了解自身，“要理清楚香港在科技方面有哪些优势和短板，才可以去做顶层设计。”其二，要了解国家的需求，“以前殖民地时代，香港对科技没有需求。大公司需要技术，可以从外国买，所以（大学）都在写论文。但现在国家有需求了，香港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来发挥优势，补短板。”其三，了解世界的发展方向，“世界上有四个湾区，矽谷是高科技加金融，纽约是金融加服务业，东京是金融加高端制造，而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无论经济总量还是面积都比它们大很多。中央决心很大，要把大湾区变成世界上最好的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