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偕行新征程．五｜摆脱盲目西化　撕掉沙漠标签　重振香港文化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为香港文化软实力提出更高的战略部署和使命要求。特区政府为此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不少人担心，香港早已被标签为“文化沙漠”，而特区政府本身就是文化干涸的根源，恐怕难以担此重任。不过，新一任特首李家超锐意带领香港翻新篇章，首任文体旅局长杨润雄也被寄予重望——究竟应该如何突破困局，才能重建专属于“中国香港”的文化软实力，令香港真正融通中外，成就“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编按：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向来提倡“积极一国两制”《香港01》特此发行纪念特刊《与时偕行新征程》，当中收录昔日七篇深度报道，记载香港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的关键思考。此乃其五，整合自第287期《香港01》周报。）

一、摆脱盲目西化，建立特区主体

2021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事隔大半年，时任特首林郑月娥于《施政报告》建议增设“文化体育旅游局”，希望借此统整原本分散在民政事务局的文化事务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创意产业和旅游工作，从而回应国家交托的重要任务。外界普遍认为，特区政府的方向基本正确，因为近年香港文化发展滞留，正是源于特区政府欠缺一个能够统筹文化事宜的决策部门，自然没法制订一套可以发扬文化光辉的政策。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对“文化政策”的基本定义是，一个社会为了迎合某种文化需求，通过该时期可以取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最优化调动，制订的有意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预的或不干预的行动的总和。近年开始衍生“文化治理”的概念，意指透过文化进行政治、社会、经济的调节，整体而言包括文艺基建的作用、产业的发展、品味的形成、语言的使用等等层面的文化政策。

一般来说，“文化政策”的施行模式包括由政府主导的“规范式”、不设定具体目标的“描述式”、以及有要求时才给予支援的“反应式”。国家非常重视“文化治理”，所以积极以“规范式”主导“文化政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把“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根本，相信建构“以德为体、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中华主流文化，将有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民族的欣欣向荣、世界的共同进步。

反观香港，文化的概念似乎简单得多，特区政府往往只采取“描述式”和“反应式”的措施，并且习惯以一句“中西交汇”搪塞所有问题，以为任由文化野生野长，追求西方文化标准把香港打造成为“小伦敦”、“小纽约”，就能摆脱“文化沙漠”标签。结果，特区政府从来没有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深入思考香港在“中西交汇”之下的文化战略位置，更加没有在港英政府已经奠定的文艺基础之上，再制订一套专属于“中国香港”的文化蓝图。

“这次软实力世界大战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两套绝对不同的价值观：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决，而是两个都拥有资本主义经济生态的实体的对决，背后就是两个运作不同的政治体系的对决。”资深文化人、进念．二十面体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胡恩威在2021年出版《第二次软实力世界大战》一书，提出美苏冷战是第一次软实力世界大战，中美博弈则是第二次，而香港正好是这次大战的主战场，所以中央政府需为香港文化重新布局。

“在中美角力上，香港本来可以扮演一个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发挥软实力作用的角色，既可以协助内地营造一个更理性、具建设性的气氛，又创造更多机会给香港年轻人发展。可惜，香港在这方面完全交白卷。”胡恩威在书中感慨，香港很多大型文化项目都是以西方模式主导，不但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失却了中西合璧和实事求是的本质，在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甚至成为软实力的“反面教材”。

“香港的软实力下降并呈现深层次败象，原因在于地产金融快速成长下，权贵们没有意愿、耐性和视野去培养香港人成为人才。”胡恩威根据多年来的观察整理出，香港文化软实力衰败包括六大问题：没有基础文化艺术教育，无法营造健康多元文化生态；缺乏专业文艺教育人才，教育课程脱离产业所需；城市规划模式落后，从没考虑加强软实力的空间配套；欠缺具体政策目标，向来以为举办了活动就等同促进了发展；政府采购政策失调，未有以身作则支持文创产品，而是倾向光顾本地大财团或国际大公司；没有长期投资战略，未能出台与软实力相关的融资政策。

对比同属“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香港已经从世界最大的文化产品输出地之一，变成“吊车尾”。新加坡在艺术家、艺术空间、艺术市场等主要环节都不足的情况下，靠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将传统街市小食变成世界文化遗产。韩国也依靠文化的振兴，创造了极高的经济收益，提升了国家形象及民族向心力。台湾通过文化价值的重塑，带动了文化经济的大幅发展，电影、电视甚至打入Netflix的生态系统。再看看香港，这些年好像一直原地踏步，除了楼价日增、股市日升的“金钱硬实力”之外，在电影、电视、文字、绘画、雕塑等文化软实力层面，均是一级级倒退，连带的政治效果也式微。

胡恩威坦言，香港其中一个需要突破的盲点，就是在追逐西方文化洪流的过程中，慢慢失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导致本应荟萃中西文明的香港特色渐渐走样变形，整个文化系统都由外国人主导，失去“香港本位”，只懂得盲目照搬西方的文化活动。

“香港应该和内地不同的文化单位和体制多进行联系，建立相关的对接单位。同时，香港也应该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基金会多加交流，让香港文化多元发展，且具有持续性。”胡恩威毫不客气地指出，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对接最为关键，但也出现了最大问题。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黄梓谦也指出陆港文化对接失衡的问题，但相对于胡恩威所不满的“思想对接”，他更加着重“行动对接”，认为特区政府必须改正“踢一踢，动一动”的懒散做派。他以“国家公共文化云”应用程式为例：“内地的文化资源平台已经非常完备，这可以在线上成为城市旅游气氛的流量入口，也在线下为艺术馆带来人气， 市民在上面可以找到全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特色项目。”

让黄梓谦深感惋惜的是，“香港并没有同类型的平台，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也没有平台进行有效对接”，难免令人质疑港府只是口头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际仍视“两制”为不可逾越的界线。“在全世界的城市争相做出改变的时候，香港不能只固守Asia’s World City的口号，行动跟不上言语，日日围着政治斗争原地转圈，该做的事没做，该改变的利益结构没变。”

二、香港需要怎样的文体旅局

特区政府提出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这关乎文化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分配。港英殖民管治期间，的确为香港奠定不少文艺基础，但并没有制定一套完善的文化政策体系，而是由文康广播局和两个市政局分别负责文艺的发展及博物馆、图书馆、表演场地等等硬件设施的管理。至回归后，首任特首董建华解散两个市政局，并把文康广播局“拆局”并入民政事务局以负责日常运作，再另设立康文署负责掌管文化设施和节目等主要的文化资源。

翻查政府帐目，民政事务局每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经常性开支将近60亿元，但有约九成用在了官办文化艺术的硬件管理和办活动上，以2019年至2020年为例，康文署经常开支为9,500万左右，薪酬和部门开支已经超过了8,000万。康文署的员工包括各级节目经理、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长，又掌握着各项文化设施提供的节目和展览，可以说康文署几乎垄断了资源运用和举办节目的权力。

香港大学文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系系主任及副教授官绮云提到，虽然乐见愈来愈多年轻人从事艺术工作，“但是很明显地，香港艺术家缺少艺术资助。”根据立法会文件，除去大部份用在硬件管理和办活动的费用，剩余资金大多用于资助本地九大艺团，以2019年至2020年为例，香港管弦乐团、香港中乐团、香港话剧团等九大获民政局恒常资助的艺团就获得4.04亿元，而中小型艺团的资助金额合共只有1.01亿元。

可以说，艺术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为什么那些旗舰艺团可以获得大额资助？翻查资料，其实也不过是基于历史因素，而没有一套统一而公平的评核标准。正如官绮云所说，“虽然政府整体对文化艺术的投入看起来并不少，但是艺术从业者个人获得的非常少，往往被没有预算这四个字阻住脚步。”

官绮云提到2021年在芬兰办的“喂！拜拜你条尾”艺术展，“在国外做主场展览是需要很大的花销的，shiping（搬运费用）是非常贵的，带大件的作品出去很可能要面临预算超支的问题，financial support（资金支持）是很需要的。”而在香港从事艺术，若做些个人的展览还算容易，但如果想进一步发展，提升展览层级，面对的困难就大得多，因为香港艺术家往往无法独立负担，“但是国外的艺术家是不需要想这件事的，因为他们的资金支援通常非常充足”。

自1995年成立的法定机构香港艺术发展局，原本主力负责文艺政策研究和分配拨款资助。用胡恩威的话来说，艺术发展局应该扮演政策研究和艺术专业发展的角色，是艺术政策发展的智库，以支持民间艺术家和团队的持续发展。但在2000年，时任艺发局主席何志平在“三年计划”中宣布，以“发展”取代“拨款资助”作为主要职能。

这些年来，艺发局在政策回应和研究计划上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少，只以大量咨询会和调查问卷取代原有的全面研究报告。艺发局财报显示，2000年至2001年，其主导性艺术项目的款项为2800万元左右，到2019年至2020年已经攀升至1.35亿左右，涨幅近四倍。然而，在如此充裕的资金支持下，计划中与研究相关的总支出只有约650万，而仅仅一个艺术发展奖就花费了485万。胡恩威直言，政府没有很好的掌握本地艺术家资料和数据，艺发局也没有起到智库作用，“现在也成了搞活动单位”。

胡恩威指出，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正好是一个契机，可以重新整合散落在不同决策部门当中的文艺机构，有望全面改善政出多门的老毛病；而且，相信也可以在政策研究和创造资源上进行更有系统的规划、提出更有视野的方法。但他也提醒，架构重组可并不是为了“举办更多活动”，而是要由政府带领、引导市场、激发民间活力。

黄梓谦则提出，目前隶属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广播和电影也应归属于文体旅局，因为“媒体”的角色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和传播尤其重要。他解释，要说好中国和香港故事，一定不能让年轻人觉得脱节，或认为是老一辈的强制灌输，因此需要统合传播机构，才能更准确而有用地传递信息。他举例指，政府通常扮演发布角色，但是发布同传播不同，传播要站在受众角度考虑，“比如深圳的艺术馆内容非常丰富，但香港市民对其知之甚少。若是媒体平台能增加相关节目，相信可以增加香港人的兴趣。”同样地，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应该有关于香港的旅游文化节目播出。

有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之后，若要重新分配资源，法律法规也必须跟上。“立法可以制造更多资源。”胡恩威说，例如台湾有文创产业法，细化到设立文化场地法，鼓励私人创办博物馆、图书馆等，再推出相关优惠政策，诸如此类都很值得香港学习；另外，体育艺术教育法也有迫切需要，以初中体育课举例，“ 32星期的学课里只有48小时的体育课程，即每天只做15分钟运动；艺术则基本上是像活动形式，一个星期学一次两次。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应该透过立法，像规划一样订立一些具体的指标。”

黄梓谦也认为，文化立法早就应该提上日程，“1985年多伦多已进行相关立法，鼓励在主要的市政基本建设项目、大型商业和住宅开发项目中纳入公共艺术成分”，其中多伦多的“公共艺术百分比计划”要求项目总建筑成本的百分之一用于公共艺术。完善立法对促进公共艺术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是“香港还仍然在部门分散的漩涡中打转，不同部门之间壁垒分明，缺少联动”，黄梓谦无奈地说，要发展香港文化，先要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推搪，为文化立法，不然任何政策都难以落地，只能停在纸上空谈。

三、文艺教育须从娃娃抓起

“好的文化政策是由基础做起，教育就是基础”——从1991年开始参与文化政策研究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胡恩威回顾香港文化艺术的发展，慨叹从首任特首董建华建立文化委员会，到大型项目西九龙文化区设立，政府始终未找准文化艺术发展停滞的关键。他解释，文化的发展需要艺术底蕴的支撑，而教育则是文化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部份，“现在提到文化就是靠搞活动，大家都走马观花的看展览，看完毕加索下一场赶着去看乾隆。”那么，在看完展览之后，有没有更多的人去讨论毕加索，更多的人去学画画？有没有让民众对艺术愈来愈感兴趣呢？他无奈地告诉记者，好像并没有。

“人要有思想深度，这是教育的责任，要提高民众的艺术欣赏力。”胡恩威不讳言，香港在这方面很匮乏，“深度文艺读物又少，民众文化质素水平又低，政府又只会搞活动，数人头，任务上没有分工，没有人去想如何提高全民文化艺术质素。”

在一个正常的教育体系中，孩子应该有更多机会接触艺术，欣赏艺术，培养对艺术的鉴赏力，但黄梓谦发现，香港的小朋友更多需要依靠家庭氛围的熏陶来认识文化艺术，“一个在深水埗㓥房长大的小朋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基本上是没机会接触普及全面的文化艺术教育的”，因为普通的中小学缺少相关课程，“基层家庭的爸爸妈妈也没有条件带小朋友去不同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增加艺术熏陶”。黄梓谦坦言，这直接导致了文化鸿沟的出现，愈是精英阶级就愈了解文化，愈是基层离文化距离愈远，“直至最后形成无法融合的两极分化。”

中小学基础艺术教育没有跟上，那么大专院校的艺术教育体制能否有所补足？胡恩威提到，内地的人才培养比香港更具系统，“有专门的艺术学院培养专业人才，国家级的美术学院就有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三家，每个省市也有不同的学院可供学生学习。”当内地将大量注意力转移到文化艺术教育发展上时，香港呈现的是怎样一幅教育图景？“其实本港的大学也开设了很多艺术学位，但课程内容空泛没什么系统。”他续指，相比之下，欧美和日本基础艺术教育课程非常充足，文化体系也比较成熟。

在纽约大学攻读中国和日本艺术和建筑学博士的官绮云，自十多年前开始在港大文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系教授课程。她偶然发现，选修欧洲艺术的学生远远多过读中国艺术的学生，“最初我以为是因为中国历史比较古老，学生们觉得枯燥，后来才明白，很多香港的小学在教授西方历史时会将艺术史融合在课程内，学生大都知道外国的艺术家。”

人们能通过艺术清晰的表达自己的看法，更好的与他人沟通，在官绮云看来，这是让人们了解艺术的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香港学生并不缺乏创意，但需要有人指导”。她回忆道：“读书的时候，我虽然是以传统中国画为主要方向，但教授要我们学的内容非常广，包括家具、瓷器、小说，各方面的历史都需要学习。”毕竟，若我们只知道画作的精妙绝伦和艺术家的赫赫之名，而对画布背后的神奇世界一无所知，那实在是买椟还珠。“想要了解中国画，要了解中外的历史政治等很多背景知识，所以在我的香港艺术史课程，希望我的学生能认识香港更多，了解艺术世界的运作及历史更多。”

官绮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独立策展人，这让她在如何连接艺术和生活上又多了一层理解，“博物馆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在过去这些年，香港已经多了很多艺术馆和博物馆，艺术氛围已经明显有提升，“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年轻人主动地去艺术馆，乃至这已经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我仍然希望艺术馆、博物馆能再多做一些，更多的提供解释艺术的功能”。

四、打破空间壁垒 ，让文艺遍地开花

上海街404号有一栋五层唐楼，是香港艺术发展局自1999年起在油麻地开展的视艺展览空间。至2016年由非牟利团体“社区文化发展中心”（CCCD）旗下的社区艺术项目“碧波押”（Green Wave Art）接手，但到2019年因为场地未申请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停止运作。在那之前，这处小地铺门前，通常会悬挂一个俗艳的红底绿字的灯箱，上面写着“24小时中国梦”。当地标失散，这块卸下的招牌，仿若和香港社区艺术本就狭小的发展空间一起消失了。

社区艺术，不只是社区，亦不只是艺术，需要发展，首先要有空间。在胡恩威看来，“要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文艺空间的规划和拓展必不可少”，例如“政府应该多开放公园，就如同很多城市在公园里设置了工作室给艺术家用，艺术家可以在里面做雕塑，教画画，开展很多的活动。”他还强调，政府应该鼓励地产商仿效内地，进行商场文艺规划建设，打造单独的艺术空间。“现在香港很缺少艺术空间，工作室少，排练地方不够”。”

自从 2000 年起的十六年间，政府辖下的表演场地只增加了一个，而所谓活化工厂大厦的政策，不但没能让艺术家在工厦发展，反而在工厦重建装修后，租金飙升。对于众多的艺术从业者来说，最为致命的是中小型场地严重不足。“本来西九应该兴建15个中小型场地。”胡恩威无奈地说，如果政府愿意提供多一些空间，中小型团体就有更多机会接触市民，从而壮大社会渗透力和影响力，可惜，现在的艺术场地几乎全被大中娱乐主导，中小团体缺乏空间。

黄梓谦认为，政府有责任提供便宜场地甚至免费场地给年轻艺术家：“对于现有的场地，年轻艺术家也无法得到一个明确清单知道哪里有价格低廉或者免费场地可以租借。”而面对文化和体育的社区设施匮乏问题，他认为港府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进，“要吸引市民投入运动，场地设计注入文化艺术和创意，把传统平凡的市区运动场发展为特色文化艺术运动场，建构香港的文化体育品牌。”他举例指，政府可从旺角麦花臣球场、湾仔修顿球场、维多利亚公园运动场入手，“加入特色多元的设计，盘活老化破旧的屋邨体育场地及设施。”

或许，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艺术是一道“窄门”，更多的人只是在门口张望，并不入内参观。千人千面，要将社区里面的市民的想法统一到一起并不容易，这就需要政府作大量的前期工作，了解社区的特色，搞清楚民众的需求。

在黄梓谦看来，香港文化离地的难题，完全可以通过将本土艺术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解决，“全港有十八区，每个区都可以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政府可以用艺术文化元素活化社区体育设施，让青年参与社区营造的过程，做到港版的‘区区有艺术’。”他以新加坡为例，通过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努力提高国民素质，并在2002年推出“艺术无处不在”（Art is Everywhere）计划，“将文化、青年和社区拼在一起，完美做到‘区区有艺术’。”内地城市也是很好的范例，“上海办的‘细胞计划·亚关系’的公共艺术实验，请了30多位活跃的当代艺术家真正搬到社区中，与居民一起生活、在公共空间创作。”

相比之下，黄梓谦毫不客气的指出：“过去十几年，当其他国际大都市升级转型之时，香港仍原地踏步，现时的文化高度已经出现落差。”

“做艺术的人大多不善于推广。”在黄梓谦看来，这也是社区艺术发展受阻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要让优秀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可以被看到，需要有出色的策展人。”像上海，现在就在社区中引入了很多规划师，一般都是政府安排的从事艺术、建筑等行业的专业人士，这就是可以促进社区艺术的策展资源。同时，黄梓谦表明，香港的艺术氛围比较薄弱，“北京有798艺术区，而香港并没有类似的文化艺术工作室聚集区。”他提到，香港有科学园、数码港，就是没有艺术工作室聚集区，“政府应该促进香港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等与其他大湾区城市文化服务机构的深度合作，推动整个文化区成为大湾区内文化核心”。

黄梓谦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政府可以设计一条香港文人游踪，”在不同社区介绍与香港历史命运有关的文学家故事。他提起张爱玲在北角继园街的故居，“很多香港人都是看过短片《继园街：张爱玲在香港》后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把张爱玲的故居改造为文人故居，供市民和游客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