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国家深化改革，香港喜迎机遇？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早早定为“全面深化改革”，5000余字的会议公报里“改革”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53次）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会前在官方舆论造势中，“改革”也是当仁不让的热词。但在香港，即使对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并非毫无认知，“改革”的存在感却低得可怜，特区政府各主要官员回应三中全会公报时，强调的都是国家推进改革为香港带来重大发展机遇，香港要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言下之意似乎是，全面深化改革是国家推进的大事，香港从中受惠，也可“助力”，但改革本身与香港没有多少关系。

这其实符合外界（包括香港）对“改革”的长期认知。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成为中国革新经济与社会体制的代名词，彼时中国社会贫穷落后，政治与经济体制不成熟，因此需要改革，而像香港这样已步入“发达”的社会，则是它的学习对象。一言以蔽之，不发达的社会才需要改革。

中国的发展成就早已证明这种狭隘的理解何等偏颇。中共的三中全会决定中国长期社会与经济政策总方向，自1978年以来，“改革”这个关键词在同一场合中从未缺席，即使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四十六年来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早已告别一穷二白局面，成为科技大国，但中共仍在强调改革，这说明改革绝不仅仅是从落后到先进，而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中共结合中国本身的实践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则说明了中共并不认为改革是中国独有特色，而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常识。

随着西方与中国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此消彼长，西方政商学术对中国治理理念日益关注，当中不乏以中国改革为参照者反思西方衰落原因的论述，即使在意识形态上仍要强调西方优越性。美国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2月在华盛顿智库发表“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演讲，主张美国全面改变经济思维、恢复产业政策，便被不少论者视作仿效中国的改革檄文；刚获正式提名为特朗普大选副手的万斯（J.D. Vance）虽然高举“反华”旗号，但这名来自美国“铁锈带”的政治新星也曾直言中国“修路修桥及让穷人有饭吃”的外交政策远比美国可取。

当连这些真正的外人都能意识到改革不是中国才需要做的事情，对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已无疑念的香港却在国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缺乏谈论改革的热情，怎能说得过去？

不惯谈论改革当然不全是香港的错。无论是四十多年前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现在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中共的话语体系始终独树一帜，难为外人道。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一脉相承，提炼出“七个聚焦”。顾名思义，它们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当中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等，放在香港既有的“一国两制”思维框架解读，难免会得出与香港没有关系的结论，但公报也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是任何政府的根本责任，无所谓“两制”之分，现届特区政府把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列作首要施政方针，潜在意涵理应包括改革。

“国家深化改革，香港喜迎机遇”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机遇需要创造。如果香港本身就具体让机遇发扬光大的充足养份，可以“躺赢”，当然皆大欢喜，然而人人都知道事实绝非如此。此次三中全会公报里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系统部署，诸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以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其实也是近期香港社会探讨“拼经济、惠民生”的焦点议题，换言之，也是政府需要着力推进的。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在数日内发表，按照新形成的惯例，中央随后将会派遣相关官员专家到香港宣讲，特区政府、政党与不同社团组织也将举行各种研讨会学习贯彻会议与决定的精神。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切改革归根结柢都是为了人民，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三中全会发出的召集令掷地有声，香港要学习什么贯彻什么已是不言自明，治港者是时候提出香港自己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