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治及兴路上，香港的“变”与“不变”
学习国家重大会议及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的指示与精神日益成为香港各层级治理者必修的政治课。中共重视“学习”，明言它应成为官员的政治追求、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内地为干部举办座谈，“学习”紧接着“贯彻”，特区政府连续两年举办全国“两会”精神座谈会，去年标题也是“学习贯彻”，今年却少了“贯彻”只剩“学习”，这也许反映了两地官场思维与话语结构的差异。
用更通俗的表述，学习与贯彻就是学以致用，治港者之所以要向中央学习，前提必然是国家大政方针包含香港必须认识与配合的原则，国家的治理理念与实践当中也有值得香港吸收借鉴的经验；特区政府劳师动众举行座谈，也必然希望一众治港者学有所成，合力落实良政善治。换言之，学习是基础而贯彻是检验成效的关键，用现届特区政府强调的“以结果为目标”施政主张来理解，当政策有效执行，才称得上是有了结果，达成目标。
当然，学习本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指示”与“精神”往往指涉理论构建或哲学层面的思考，即使内地官员能够全盘吸收领悟的也非多数，来到香港，更难免应验了橘化为枳的道理，学习中央“精神”只求“走过场”或在学习过程中“错重点”都见怪不怪。前者造成的治理问题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后者则是“决而不行、行而无果”，香港为此承受过沉重代价，《基本法》23条立法的蹉跎便是血淋淋的教训。以此为背景，更能理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周一（4月15日）最新对港讲话的份量。
国安讲话为何强调发展？
夏宝龙为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讲座作开幕演讲，对号入座去想会以为维护国安是主题，但港澳办发表演讲全文时所定标题“在新起点上携手共创香港由治及兴美好未来，不断谱写‘一国两制’实践精彩华章”清晰无误地显示，中央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处理香港事务，国安屏障筑牢已成既定事实，今后核心任务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夏宝龙直截了当地归纳出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的五个“需要”，当中不乏香港社会习惯听与说的语言，诸如“更多挺港惠港措施陆续有来”、“当前很重要的就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都不出意外地成为一些人解读这次讲话要旨的素材。这个现象恰恰突显了香港“学习”中央话语的落差——更满足于听到及放大“保障”香港的论述。这多少也反映了香港对自己的不自信，但明眼人都知道，夏宝龙代表中央呼喊由治及兴，绝不会只是为了向香港派定心丸，他在总结时用五个“我们坚信”彰显对香港的信心，语气看似婉约，实际上是强烈鞭策，与去年底他在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典上提出的具体治港要求呼应。
在去年底的讲话里，夏宝龙表明“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时代使命”， 周一他再次提醒特首与特区政府当着香港这个家。如果说四个月前那次讲话的要义是阐明特区政府必须带头以实际行动展现治理效能，周一的讲话重心则在于为如何行动指供指引，套用中共的思想方法，是把对香港治理的要求提升至认识论层面。夏宝龙指出“香港由治及兴是本质上就是一条创新变化之路”，正是点睛之笔，这句话在第五个“需要”里出现，说明这个段落是此次讲话重中之重，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是“新”与“变”。
“创新求变”直面香港盲点
夏宝龙指出，香港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展现新担当，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新”与“旧”对照，“变”的反面是“不变”。从治兴的角度看，香港是否准确拿捏得住旧与新、变与不变之间的转换？夏宝龙的讲话表明中央并不这么认为，他强调“大家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势，不能用昨天的旧思维解决今天的新问题”，言下之意，香港存在用老眼光旧思维处理新形势新问题的问题。
谁在用旧思维解决新问题？夏宝龙没有明确说明，但答案在其发言中触目可见。例如，他指出“时代在变、内地在变，整个市场模式、消费模式在改变”，便让不少人立即联想到是在提醒香港旅游零售业正面对新的挑战，不能纯粹以旧的经营模式吸引游客与刺激消费；又如他力数多项“香港之最”以突显香港拥有独特优势，但随即明言传统优势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在发展中巩固提升。
这些问题都关乎香港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夏宝龙为香港提出的转型升级方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名词其实也已出现在特区政府“拼经济”的蓝图当中，但“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新理论成果，对香港来说本是陌生的概念，它为何能够助力香港实现经济转型，又该如何实行，迄今未见特区政府在经济决策层面给出系统论述，说明治港者仍需着力“学习”与“贯彻”。夏宝龙在中央为香港布置的功课里给足了“贴士”，指出香港需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市场特点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香港给出的答卷能否避免走过场、错重点，将是中央验证香港由治及兴成效的一项关键指标。
香港人爱说“旧嘅唔去新嘅唔嚟”，流传了数十年的其中一句经典歌词是“变幻原是永恒”，但在经济增长疲软乏力、民生问题积重待解的现实里，社会上其实弥漫着“新不如旧”、害怕变化的忧愁氛围， 而从夏宝龙的讲话不难看出，他虽然强调创新，但也没有全盘否定旧，他提出香港需要变，但也用绝对肯定的语气指出香港独有特色不会变。中共视辩证思维为基本功，夏宝龙理当熟知“新”与“旧”、“变”与“不变”之间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他费尽口舌陈述香港传统（旧）优势及重申中央对“一国两制”不变的承诺，客观上有助于纾解香港社会的忧思，但更想发挥的作用必然是助香港拨开云雾，认清发展的方向与实践的路径。
“变”的同义词是“改革”
变化同时是创新的动力，放在“学习贯彻”的框架里看，“新”侧重于“学习”，“变”才是串联起“学习”与“贯彻”的核心元素。夏宝龙周一的讲话里23次提到“变”，其中10次就出现在论述“由治及兴本质是创新变化”，可见“变”在这次讲话中的重要性。夏宝龙指出香港需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这些年参与过各式各样传达中央指示与精神座谈研讨会的治港者，对这三个“变”理应不感到陌生，因为它们本就是中央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央治港体系高层反复向香港传达的治理意识。如果迟迟未见效果，就说明旧的“学习”方式出了问题，需要找寻新办法。
变化有真假有虚实，如果无法识别，也就无变可谈，应变指向掌握推动变化的本领与付诸行动，求变则更进一步要求把变化主动权掌握在手中。三个“变”当中，识变是基础。夏宝龙指出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毋庸讳言，这段造成香港动荡不安的历史，㿂结就是过往的特区政府不识变，抱守以不变应万变的消极心态。
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体现香港不识变的另一显著案例。夏宝龙论及“一国两制”不会变，但同时指出香港需要顺时顺势推动新发展局面，拓宽“两制”，显而易见，单用“不变”绝不足以准确认识“一国两制”，而这恰恰是香港回归迄今最大的盲点。其实，不变的是“一国”这一根本原则和实行不同制度的安排，但“两制”的运作却是处在持续变化的动态环境当中，当香港人持续把心思耗费在如何确保香港这一制不会变的时候，内地那一制的运作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如夏宝龙指出“今日之中国非昨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非昨日之世界”，香港不能够再坐井观天。内地的发展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集大成于“改革开放”，当夏宝龙提出香港“需要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展现新担当，在积极作为、创新创造中实现新飞跃”，其实是对香港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香港要把“一国两制”的红利最大化，就不能只盯着自己盘算什么不会变，而是要放开眼光看清内外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思考香港应变求变之道。
如何做？夏宝龙在去年底的讲话中其实给过一次答案：“相信特别行政区政府一定会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着力破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也许是意识这种话语结构难以植入香港的思维定式，他这次改用通俗易懂的表述“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
中国传统上“长子当家”，特首与特区政府如何做好“大哥”本分，扛起香港这个家，中央这个“大家长”拭目以待，七百万普罗市民翘首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