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伊朗冷静、比土耳其低调：面对以巴冲突　沙特到底怎么盘算？

新一轮以巴冲突发展至今，中东各国的反应互有不同。

首先是作为当事方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当然谴责以色列的无差别屠杀，却也对哈马斯的袭击委婉表达了“不支持”，最后巴方不仅无法阻止以色列入侵加沙，也没能控制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蔓延；而哈马斯虽赢得了宣传胜利，强迫各方正视沉寂已久的巴勒斯坦问题，却似乎在“如何收场”上一筹莫展，也没能阻止加沙人民被以色列屠杀。最终，以色列的报复依旧强悍，巴勒斯坦则一如往常展示了两条路线：权力机构只能“等待正义到来”，哈马斯则上演了不惜成本的血战。

再来是埃及。其站稳了三点立场：第一，没有人可以强迫埃及在西奈或其他地方接收巴勒斯坦难民；第二，西奈半岛是埃及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加沙民众不应该被强迫迁出加沙。显然，埃及相当担忧冲突的外溢成本，或也正因如此，埃及积极表示愿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进行调解，最后成功与卡塔尔、美国共同斡旋了4日停火。无独有偶，担忧难民涌入的约旦也是类似立场。

接著是伊朗。通过调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在袭击以色列上赢得了初期的政治胜利，其内部强硬派更是沾沾自喜，认为这次袭击代表伊朗有能力干预中东政治，尤其是破坏沙特与以色列的和平计划。但面对以军悍然进攻加沙，伊朗的立场转趋冷静，显然不想卷入冲突泥淖，也不愿为哈马斯打上一仗，因此做为伊朗附庸的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虽有动作，却更像是有口无心的“反抗表演”。

再来是土耳其。安卡拉的初始反应相当平衡，既谴责对平民的袭击，也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毕竟其才刚与以色列恢复互派大使。只是随著加沙局势升级，土耳其的立场也愈趋激烈，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既称哈马斯是“解放组织”，更严厉批评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与地面攻势，并称土耳其愿与各国共同“担保”以巴冲突。平心而论，土耳其或可在释放人质上与哈马斯交涉，却在斡旋以巴冲突上缺乏有效杠杆，且对周遭阿拉伯国家来说，土耳其始终不是“自己人”，因此综观中东，至今最有力的斡旋国还是卡塔尔。

而如埃及、约旦般积极避祸也好，如土耳其、伊朗般激烈表演也罢，有一中东大国面对此次冲突格外低调，既不高调谴责以色列，也未如卡塔尔般私下穿梭斡旋，那便是沙特。

沙特与海湾国家的角色分工

而要了解沙特冷淡的原因，可以先参考冲突爆发前，海湾六国面对以色列的“外交分工”。

其中，科威特明确拒绝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阿曼、卡塔尔则采务实共存姿态，虽不建交却持续深化互动；阿联酋、巴林则直接冲破政治正确，与以色列建交；沙特原本与阿曼、卡塔尔姿态类似，但在冲突爆发前已逐渐走向阿联酋、巴林路线，只是最后被“阿克萨洪水行动”打断。

上述现象，既凸显巴勒斯坦议题愈发“脱钩”于现实政治，也体现了海湾六国的某种角色分配：作为沙特附庸的阿联酋、巴林，在老大哥支持下直接行动，率先与以色列建交；一向扮演海湾和平鸽的科威特，守住了巴勒斯坦议题的门面；与科威特角色类似的阿曼，即便与以色列修好，也始终没有踏出建交的一步；擅长“小国大外交”的卡塔尔，扮演了斡旋以巴冲突的关键枢纽，与以色列、哈马斯都有沟通管道；而作为海湾领袖的沙特，即便面对“不安分”的卡塔尔，还是大致协调了前述各国的角色展演。

简单来说，海湾国家面对以巴冲突，出于区域平衡、角色分配的不同需求，本来就不会有统一立场。例如这次冲突爆发后，巴林与阿联酋直接谴责了哈马斯，沙特在内的其他4国则专注于维系政治正确：检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压迫，但也仅只于此，因为各国都不想破坏与以色列的实质互动。但当以色列剧烈空袭加沙、发动地面攻势后，各国领导人迫于舆论压力，只能升高政治谴责，沙特、阿联酋、卡塔尔更在外交层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只是“分工模式”的延续还是相当明显。

其中，阿联酋刚好是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所以便作为“阿拉伯世界代表”，在安理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表演：要求举行紧急闭门会议、呼吁停火、表决议案等。只是，大开杀戒的以色列连美国的话都未必会听，联合国的决议与谴责究竟能有多少重量，阿联酋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不发声的政治成本必然大于发声，所以即便“只是过场”，有的场面也是“不得不过”。

卡塔尔则一如既往扮演了斡旋枢纽。自2012年哈马斯在多哈（Doha，卡塔尔首都）成立政治局起，卡塔尔便多次促成美国、以色列、哈马斯的高层会晤，就像多次举办塔利班与美国官员会谈一样；2014年加沙冲突时，卡塔尔更是促成停火的核心角色。这次当然也是冲突开始不久后，便开始斡旋人质问题，即便血腥的加沙地面战随后开打，卡塔尔依旧积极穿梭，最后成功促成了11月24日至27日的4天休战，并且争取到了2天延长。可以这么说，比起伊朗与土耳其的激情表态，卡塔尔的斡旋才是缓解冲突的关键，只不过这一缓解暂时还是“治标不治本”，且卡塔尔也绝不会为了巴勒斯坦议题，破坏自己与以色列的政治互动。

再来是沙特。基本上，沙特的作法就与阿联酋类似，都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角色进行政治表演，但不真正推动实质解决。例如11月11日召开的阿拉伯-伊斯兰领导人特别峰会，看上去声势浩大，其实原因还是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内部存在分歧，所以沙特便把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找来“二合一”，顺道连伊朗总统都邀来进行复交后的首访，这才勉强形成一份措辞强烈、但缺乏实质围堵与行动的公报。会上讨论时，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组成了“激进”阵营，却没能一乎百应，海湾六国即便各有角色，也没有任何一国响应前者提出的强硬方案：中断对以色列及其盟国供应石油、断绝与以色列的经济和外交关系。

11月20日，由沙特筹组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成员包括沙特、约旦、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的外长，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宣称是要“推动以巴停火”。这一访问当然在中国舆论场引起很多讨论，但讨论改变不了访问只是政治表演的现实，因为中国在斡旋以巴冲突上不具有效杠杆，来访成员中也缺乏卡塔尔这般能实质沟通哈马斯的关键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首要目标，还是要对国内舆情“有个交代”，即便真有呼吁停火的用意在里面，其终极目标也是要降低冲突对自己与以色列实质互动的影响：已经与以色列建交的埃及、约旦不想被政治正确逼著断交；沙特则还想在风头过后重启关系正常化进程。

所以综上所述，沙特面对以巴冲突，很大程度是在海湾范围内进行了“角色发包”：冲突之初，正准备与以色列建交的沙特低调神隐，阿联酋等以色列邦交国则负责谴责哈马斯，希望侧面降低外界对以色列的负面观感，最大程度为与以色列保持关系、深化互动留下空间，卡塔尔的斡旋同样是有缓和冲突的考量；加沙地面战开打后，沙特无法再神隐，阿联酋也不敢再为屠杀辩护，只是两国虽提高了回应层级，目标依然没变，都是希望迎合政治正确、展演自己对议题的关注，但实质的斡旋任务还是落在卡塔尔身上。

沙特王储的考量

从国家体量来看，沙特不只是海湾领袖，也是阿拉伯世界、中东地区无可否认的大国，却对以巴冲突如此冷眼，究其缘由，当然还是对国家定位与利益的现实考量。

首先是沙特的国家定位。有不少中国舆论认为，沙特应该负起斡旋责任、甚至代表阿拉伯世界为巴勒斯坦讨公道，才当得起“大国”身分。这恐怕是对中东国情的不了解。斡旋与政治协调，对长期担任东亚主心骨的中国来说，或许是有意义的事情；但在中东这个现实主义当道的尚武之地，对过去的埃及、现在沙特与伊朗等来说，实在不是“大国”该有的表现，而是诸如科威特、卡塔尔这般“中等国家”才会有举动，真正的“大国”就该攻城掠地、壮大自身，成为“被中等国家斡旋”的对象。

伊朗的作为最是典型，德黑兰先后介入黎巴嫩内战、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持续扩大影响力，最后建立“什叶新月”的地缘板块；沙特同样介入了叙利亚、也门内战，只是发现自己不敌伊朗，又想专注耕耘“2030愿景”的经济转型，所以才在近年降低了地缘挹注，并与伊朗缓和了对峙；再以作为全球“中等国家”、中东“大国”的土耳其为例，安卡拉或许在俄乌冲突上扮演了斡旋者，但在中东区域事务上，还是维持了攻城掠地的凶猛“大国底色”，先后进军叙利亚与利比亚，并在伊拉克屡屡打击库尔德武装。简单来说，斡旋在中东不是公认的“大国行为”，所以在沙特的自我认知内，当然不存在自己必须调停以巴冲突的政治理解，而是认为交给卡塔尔处理即可。

再来是沙特的国家利益问题。这部分又可以分出两个层次：沙特目前的战略重心是什么？介入以巴冲突究竟对沙特有何好处？

首先探讨沙特目前的战略重心。如前所述，在发现与伊朗对峙的成本高于获益后，沙特便希望进行战略收缩，不再动员附庸围堵与伊朗“眉来眼去”的卡塔尔，也不想再耗费巨资介入也门战场、成为胡塞武装的报复袭击目标，所以在2023年宣布了与伊朗的复交。但这不代表沙特面对伊朗的扩张“选择投降”，恰好相反，沙特意在耕耘伊朗参与不了的“新战线”：第一，以“2030愿景”布局国家在后石油时代的经济与产业转型，让沙特真正成为中东的科技、工业与投资强国，被严重制裁的伊朗当然无法参与竞争；第二，继支持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建交“试水温”后，也开始布局自己与特拉维夫的建交进程，目的同样是要与作为中东军事与科技强权的以色列互通有无，这点与以色列关系极差的伊朗同样做不到。

当然，前述的战略转向，不仅是沙特试错后的新调整，也是38岁的沙特王储、实际掌权者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作为新一代阿拉伯领袖，面对时代变局必然会有的视野转向。

这里便能切入另一话题：介入以巴冲突究竟对沙特有何好处？其实阿拉伯国家在经历过去中东战争的多次失败后，大家都已心里有数：介入以巴冲突除了巩固政治正确外，没有任何实质好处，否则曾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代表的埃及，便不会在1980年率先与以色列建交，曾经大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约旦，也不会在1994年跟进。沙特之所以克制多年，既是顾虑自己作为“两圣地监护人”的伊斯兰世界角色，也是因为掌权的父辈们认为没有必要。因此即便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不断改善，也始终没有跨出那关键的一步。

但年轻的王储生于1985年，当时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成历史灰烬，作为精神代表的埃及前总统纳塞尔（Gamal Abdel Nasser）也已在1970年逝世。王储没有经历过以巴战争的亢奋年代，出生不久后代表以巴“两国方案”尝试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便迅速登场，2000年的“第二次大起义”也没能吸引各国的实质协助，倒是让哈马斯的激进路线成为众矢之的。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25岁的沙特王储也开始参与国政，处理的便是与伊朗的地缘博弈问题，哈马斯作为德黑兰棋子，当然是王储的眼中钉，而不是值得同情的“解放组织”；与此同时，沙特的经济与产业转型需求迫在眉睫，“2030愿景”不仅是沙特未来的发展重心，也是王储推出的重要“政治IP”，在穆罕默德眼中，任何地缘议程都不能干扰“2030愿景”的进行。

以上经历决定了，王储掌政下的沙特不仅不会重走“阿拉伯联军对抗以色列”的老路，也不会因此放弃与以色列的建交。即便冲突爆发后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外交表演”，惯于管制言论的沙特也始终没有限制国内的“反哈马斯”互联网舆论。

当然，哈玛斯这次孤注一掷，确实搅乱了沙特的地缘布局。但国际政治的底层逻辑还是利益与实力，巴勒斯坦议题当然总能吸引广泛同情，但主观的立场与同情改变不了巴勒斯坦孤立无援、以色列却有美国支援的残酷现实，这个道理埃及已在40年前明了且实践，如今的沙特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