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伊外长访华：为以巴冲突讨公道？不如说是保全自己与以色列

面对10月7日以来的新一轮以巴冲突，阿拉伯世界近期有了新动向。

11月11日，阿拉伯-伊斯兰领导人特别峰会在沙特登场，与会领袖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 bin Al-Hussein）、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叙利亚总统巴沙尔（Bashar al-Assad）、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等。

此次峰会恰好与伊朗总统的沙特行重叠，是两国今年3月复交以来，莱希对沙特的首次正式访问，于中东和平进程而言意义重大。只是峰会并未达成有力共识，会后公报虽谴责以色列，并呼吁国际刑事法院（ICC）调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针对莱希提议的“伊斯兰国家应将以色列为恐怖组织”，其实少有国家附和；阿尔及利亚与黎巴嫩所提，威胁要中断对以色列及其盟国供应石油、断绝与以色列的经济和外交关系等，也被阿联酋与巴林直接回绝。

其实就连峰会举办本身，都是遮盖关键立场分歧的产物，因为传统上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与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不会一同开会，此次之所以“二合一”，据与会国的外交人员透露，就是因为阿盟自身无法就最终声明达成协议，这才要设法“扩大参与”，勉强形成一份措辞强烈、但缺乏实质围堵与行动的公报。

11月20日，各国又有了新动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于20日至21日访华，讨论以巴停火事宜，成员包括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Faisal bin Farhan Al Saudi）、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Ayman Safadi）、埃及外长舒克里（Sameh Shoukry）、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Retno Marsudi）、巴勒斯坦外长马立基（Riyad al-Maliki）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Hissein Brahim Taha）等。

这一行程引发不少讨论，有鉴于北京刚在年初促成沙特伊朗复交，部分外媒借此重炒了“中国将填补美国真空”的话题；中国内部舆论也有不少类似基调，直言中东已经变天，阿拉伯世界要向北京“寻求公道”。平心而论，北京如今在中东的影响力确在上升，美国也早已丧失一言九鼎的能力，但在斡旋以巴冲突、外长团访华上，事情的脉络还是相当复杂。

访团代表性与北京的杠杆

首先，此次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团，究竟在解决冲突上具有多少代表性，相当值得深思。

研究访团组成，印尼是伊斯兰国家而非中东国家，关注以巴问题更多是基于回应舆情的内政考量，而不是地缘战略的实质布局，当然这次访华也有助印尼争取话语权，尤其是扩大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代表性，却不代表印尼就能在以巴停火上扮演实质角色；而伊斯兰合作组织虽也派出秘书长，但这一组织的存在感长期低落，基本上除了持续开会、发表声明外，对于以巴冲突、克什米尔问题等伊斯兰世界冲突，缺乏实质的政治影响力。

再看代表团其他成员，沙特、约旦、埃及都是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更是当事方，确实具有一定代表性。但这些成员虽能在巴勒斯坦议题上发言，却不具备直接沟通哈马斯的能力：长期协助斡旋的卡塔尔、长期提供高层庇护的土耳其、长期予以关键军援的伊朗皆未派代表前来；此外众所周知，沙特长期厌恶哈马斯，2017年时更以“与哈马斯过从甚密”等为借口，对卡塔尔发起了外交围堵，埃及军政府则出于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排斥，同样讨厌哈马斯，更不用提实力相对弱小的约旦。倘若此行当真形成协议，该如何面向哈马斯落地执行，必然会是一大问题。

接著是北京本身具有多少斡旋杠杆的大哉问。确实，有分析认为此次代表团访问北京，是因中国在以巴问题上向来立场持中、在中东的影响力也逐渐上升，同时又与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维持了一定互信的缘故。前述说法当然都是事实，但以巴冲突的结构不同于沙特伊朗冲突，北京能否复制此前斡旋经验还是一大问号。

沙特与伊朗之所以能顺利复交，关键还是沙特有所“让步”：在各式代理冲突上放弃与伊朗的地缘较量，专心推动“2030愿景”的经济与产业改革，为“后石油时代”的沙特发展打好基础。因此也能观察到，早在沙伊正式复交前，沙特便已于2020年、2022年尝试了也门停火，并在2021年结束了对卡塔尔的禁运、与卡塔尔复交，宣告外交危机正式落幕。

以上种种，其实意味著沙特默许了伊朗的地缘扩张，包括藉著卡塔尔渗入海湾、藉著叙利亚与也门两大战场巩固地盘。当然沙特绝不乐见伊朗包围自己，却也无意再升高战略对峙、提高战场投入，而是更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正因如此，作为沙特、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又与两国皆有互信的中国，能够担任中立的斡旋者，邀请双方代表前来北京宣布复交。

但以巴冲突的结构并非如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如今已大致放弃暴力抵抗，哈马斯作为暴力路线代表，虽有能力袭击以色列，却明显与以军存在实力差距，因此近年的以哈冲突大致遵循了以下模式：始于哈马斯袭击、终于以色列屠杀。故所谓停火，关键还是让以色列停下大规模杀戮，并让哈马斯停止不对称回击。

而中国当然与以色列、巴勒斯坦皆有互信与交情，但以色列身怀强大的犹太资本与金融实力，连华盛顿都无法完全驾驭，才让过去几次加沙战争，都是以色列“杀够了”方能停下，就像美国这次也无法阻止以军进攻加沙一样。如此现实结构，北京即便有意斡旋，恐怕也只能顺势而为，也就是借著以色列内部反战声音发酵、军事行动损害也引发内部讨论后，在此间隙发挥自己的大国影响力，力劝以色列停火止战。不过北京不可能因此制裁以色列、甚至与以色列断交，所以止战节奏大致仍掌握在特拉维夫手中。

而巴勒斯坦一方就更复杂。北京确实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保持互动，却与哈马斯不甚熟稔。如前所述，有鉴于哈马斯的激进伊斯兰、恐怖攻击属性，其连在阿拉伯世界都不受欢迎，更何况是在域外的其他国家。当然，北京可能可以通过伊朗“节制”哈马斯，要求其停止对以色列的不对称回击，但伊朗这次并未派员访华，且哈马斯已实质成为伊朗牵制以色列的地缘打手，德黑兰在此投资多年，即便这次能让冲突趋缓，未来恐怕还会继续使用这枚棋子。

综上所述，北京如果要在以巴冲突上劝和促谈，只能利用以色列也想停下攻势的机会之窗，才能发挥影响力；只不过因为手中杠杆依旧有限，所以恐怕无法凭一己之力主导进程。

阿拉伯国家的真实盘算

而这一现实，来访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外长们自然也知晓，却仍选择北京作为访问首站，明显是有其他政治考量。

第一，要利用中美博弈的政治结构。近年美国聚焦经营印太地区，不愿对中东投入太多资源，导致了俄罗斯与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前者主要是以军事的真枪实弹建立势力范围，后者则更多是借经贸实力与市场优势，强化自己在中东的话语权。而这波大国势力消长，让不少阿拉伯国家开始采取“对冲策略”：为极大化国家利益，会借著对华、对俄交好来增加倚仗，强化拒斥美国、对美要价的底气。

以此次出访为例，访团首站选择北京，不论中国究竟有多少斡旋杠杆、会谈的实际结果又是如何，光是访问本身，便足以对美国形成心理压力，让后者感到各国似乎“正在转向中国”，从而推动美国在两个方向上积极施力，第一，在停火议题上加大劝阻以色列的力道，展现更加积极的斡旋姿态，不让中国专美于前；第二，为拉拢离心的中东国家，开始加大对各国的投资或政治让利。

而这两种变化，其实对于中东各国大多有利。一来，对多数阿拉伯国家来说，以巴冲突是绝对的政治负资产，自己绝无可能支持伊朗资助的哈马斯，却也不能放任流血画面持续上演，因为巴勒斯坦议题仍在各国民间具有正当性，舆论压力会是各国政府的一大挑战；二来，即便停火曙光短期难见，美国若因各国的访华之行而紧张，增加了投资挹注，最终获利的仍会是域内国家，例如正在推动“2035愿景”建设的沙特，想必就十分乐见这样的场景。

第二，此次访团看似要来北京“寻求公道”，其实同样是想藉著展演“寻求停火方法”，打造“心系巴勒斯坦”议题的人设光环，从而保全自己与以色列的互动，并且尝试推动冲突降温。

其实观察11日的阿拉伯-伊斯兰领导人特别峰会便可发现，部分阿拉伯国家因与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短期之内也没有建交规划，所以敢于提议在经济与外交上围堵以色列，例如黎巴嫩与阿尔及利亚；但已经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便明显不想因这次冲突而毁去多年努力，例如阿联酋与巴林便反对中断对以供油、与以色列断交等提议。

简单来说，这次冲突放大了各国面对以色列的立场分歧，并且引发了程度不等的尴尬：黎巴嫩、阿尔及利亚等虽具有对以强硬的政治底气，却缺乏号召各国的政治实力，更没有“中断对以色列及其盟国供应石油”的能力；而巴林、阿联酋、沙特等富裕海湾国家，虽有“中断对以色列及其盟国供应石油”的能力，却缺乏对以强硬的政治意愿，也不愿进行相关号召，而是希望能与以色列保持正式、非正式外交关系，最大程度维护本国利益。

只是如前所述，以巴冲突对各国都是绝对的政治负资产，因为巴勒斯坦议题仍在阿拉伯民间具有正当性，所以各国政府都要“有所表示”，不肯与以色列断交的国家更要设法避免沦为“众矢之的”，例如约旦王室便高调抨击以色列，既是要争取巴勒斯坦议题的政治正确红利，也为掩护约旦与以色列的建交关系。

此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也有这一作用。除巴勒斯坦外，来访的阿拉伯国家分别有约旦、埃及、沙特，前两国不只面临庞大的加沙难民压力，还是以色列的邦交国，如果冲突进持续恶化，两国迫收难民的压力将会增加，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也将备受质疑；沙特虽尚未与以色列建交，却也只差临门一脚，对想集中心力发展经济的年轻王储来说，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阿拉伯联军路线已不符时代需求，在冲突过后的可见未来，沙特仍会致力推动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只是差别在于，这次以色列大开杀戒得越严重，这个未来就越遥远。因此在这个时空当下，展现推动停火的姿态便相当重要，既能为不希望与以色列彻底断联的国家增加政治空间，如果不久之后冲突也当真止息，各国可能还能宣传自己“出力不少”。

这场冲突发展至今，显然已不只是哈马斯与以色列对垒，更是对中东各国的政治大考；而不同的处境、立场与国家利益需求，将影响各国在政治正确、国家发展间求取平衡的手腕与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