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领域正在发生深刻政治变革

中共政治局11月27日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这是中共加强对外交工作领导的又一重大举措。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外事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可以预料，未来在强化外事领导权上，中共还有更进一步的举措。

中共十八大后，围绕外事工作最大的制度性变革是将国家安全从外事工作中单独分离出来，2000年后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合署办公的局面在2014年得到了改变。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不再保留“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名义。

中共十九大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升格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是二十大后中央领导外事工作制度化的一大重要举措。今年6月28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对外关系法 》。从国家层面的对外关系法到党中央领导外事工作的条例制定，这是一整套完备的制度化构建，背后是一场涉及外交领域的深刻政治变革。

长期以来中共对外事工作的领导是有保障的。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关于中共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和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的联合通知》，当时外交部部长陈毅兼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全面负责外事工作；在国务院系统中，对应设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陈毅兼主任。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外事小组撤销，1970年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撤销，业务并入外交部。但是文革结束后，1981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当时李先念任组长，万里任副组长。此后，李鹏、江泽民、胡锦涛等都曾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2013年后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出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

近年来中共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领导之所以加强加强再加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在制度人事层面对中共建政以来外交工作局面较为庞杂的状况进行转折性梳理。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主导外交工作，形成了国务院以及外交部庞大的外交工作主导格局。循这一惯例，以往中国总理的外交权是相当大的。以往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领导更大意义上是依托于国务院外交部付诸实施。比如1981年中央外事小组重新组建，1984年国务院就成立了外事办公室，1991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确定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为正部级国务院办事机构。1998年3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确定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是协助总理办理外事事务的办事机构，同时承担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事机构的职责。

1998年8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撤销后组建中央外事办公室。2000年后，江泽民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而副组长是曾经参与外交工作的钱其琛。2006年后，胡锦涛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013年习近平出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但是中共十九大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格为外事工作委员会后，出任委员会主任的是习近平，副主任则是总理（李克强、李强）。如今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领导外交工作的大框架下，国家主席、总理的位置是清晰的， 国务院主管外交、外交部是外交办事机构的定位明确的，党中央依托外事工作委员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明确了其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定位。

二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本身在世界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外交思想、外交政策、外交定位、外交风格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如何确保崛起中的中国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的利益得到捍卫？外事工作到了全面深刻变革的时候。加强中共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在变局中，积极应对挑战，构建强大的外事处理能力、应变能力的表现。

中国以面向未来的姿态，正在对外交工作制度构建层面的缺失进行弥补。《中国对外关系法 》是中国调整其对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既能为各项涉外立法提供原则指导，能确保参与对外关系的各主体之间的职权划分清晰，也能弥补中国当前的对外关系立法的空白和不足，比如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在国内的执行问题，中国相关实践一直缺乏法律依据。而近日审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外事工作条例》，是具体化中共中央领导外事工作的行动。先是通过机构人事改革确保了党中央的外事领导，后通过工作条例，对于这种领导形成了制度性具体安排。未来，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立法还是党内层面的立规，各项细化工作都会逐步深入推进。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习近平外交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全面塑造了崛起中国的外交观、世界观，给出了新时代中国同世界打交道的准则方法道路。而国家立法、党内立规等手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得到有效贯彻的保障。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有思想蓝图，更有层层落实的政治手腕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