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拉斯《死亡之病》：若你问爱情为何致死，注定你不理解爱情
也许每个女人多少都应该读一次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小说——那个总能以“爱”作为言说与书写策略；庞大的历史或创伤的记忆，皆能以一个“爱情故事”作为输出，情意至深，却总是冷静而睿智地止笔。
杜拉斯的作品中，较广为人知的应数《情人》与《广岛之恋》。在半自传的《情人》中，她大胆地揭露自己于15岁时与一个中国富商之子在法殖越南相恋、发展出一段现代大概会理解为sex partner的关系；而在《广岛之恋》中，则是已婚的法国女演员在广岛与当地的日本男子一夜缠绵的故事，却无意中揭露出她曾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军官相爱、其后因此受辱的创伤记忆。
虽然暴烈而冷冽，但杜拉斯从年轻到老去，追求者不断。犹如她在《情人》中那段著名的开首段落：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年老的她依然美艳不可方物，那种美艳早已与容貌无关。在杜拉斯66岁那年，那个持续五年来不断给她写信的27岁青年扬‧安德烈亚（Yann Andrea Steinerd）正式成为她最后一个情人。杜拉斯对扬有著病态的占有欲，渴望得到他所有的臣服；扬将一切都奉上，完全接受她热切的爱意或盛怒之下的摒弃，唯独身体——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唯一忤逆杜拉斯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找男性伴之时。
杜拉斯晚年之作《死亡之病》，便是以自己与年轻恋人扬的关系为灵感开展的小说。
福柯在谈杜拉斯时，认为她的小说像布朗肖：总是在做减除，直至某种东西，作为一种人的呈现，渐渐成形。这种人的呈现，躲藏在自己的动作、自己的目光后面，而后消失，只剩下一点亮光。它又映衬着另一个亮光，直至这最后一点回忆也被减去了。
福柯对杜拉斯与布朗肖关系的判断是那样睿智，但二人之间，并非简单的像与不像（正如“邂逅”的过程与结果或许无用，但必有冥冥存在，才能接通不可言明的机缘）。纵然那可能只是自我中心的无用结合，我依然愿意尝试以布朗肖作为进入《死亡之病》的路径。
死亡之病降临的“另一种夜”
男女二人共处于仿似连绵无隙的夜，或是说，因为二人的相遇，夜变得连绵无隙——“你”是从未有过女人的同性恋男人，“她”是萍水相逢的女人；“您”付费让女人每日到来，“你”想知道女人身体的触感，想为性器觅那个、其他人所说的“由上帝度身订造”的藏身之所，那个“世界之源”；“她”说自己不是妓女，却愿意讨价还价地索要更昂贵的金钱，陪伴“您”实行这“爱的尝试”。
布朗肖对“夜”同样情有独钟。他把“夜”分为两种。一种是呈现接纳的姿态，让人在其中安息，睡眠或死去，它为白天提供储备，让白天得以在幽深处以闪烁的光芒呈现自身，它是白天的辩证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是世界馈赠，是世界向众生提出的保证：你们最终能归回命定的同乡，与世界混为一体。这是普同的夜。还有另一种夜，是“一切都消失了”的呈现。夜的本质，就是让物事在无光中消隐，成为不可见之物。但是，另一种夜就是这不可见之物的呈现，并且使人无法停止观看。它让人总是置于外部。它是无真实性的夜，但它不撒谎；不是知觉中迷失的混乱，但人无法从中清醒。人无法与这样的夜结合，它无所休息，却似乎与死亡密不可分。另一种夜始终是他者，听到它的 、接近它的人，亦成为了自身的他者——他将听到自己步履的声音在无光的穴道回荡，那空无的回声，就是等待他来临的在场（present）。
《死亡之病》中的男女迈入的，正是这另一种夜，女就是其中不可见之物的呈现。“她”对男人而言，并非存在，只是形象——一个女人的形象，“她”作为自己并不存在，只有一个“女人”的轮廓。在一个女人的形像中，“她”消失了，变成了无光的穴道，允许男人进入（“一晚又一晚您进入她性器的幽暗里，不知不觉地您走入这条不透光的路上”）；男女从未对话，“她”的声音并非对话中的回应，那只是男人寻觅自我时发出的回音；男人期待以这些声音作为引路的导向，尝试回到那可能安息的地方，找到摆放自己身体与爱的位置。
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你闭眼期待意识滑入无光的睡眠，期待夜如羊水般将身体包覆，期待张眼迎来的第一道光——是原初的创世之光，关于世界的新生，或更直接地说，自我的新生；我们总会在某一时刻期待著重新开始，期待一种改头换面，如蛇从细长而混浊的皮囊中蜿蜒而出，蜕去所有的经历与伤痕，再次成为完好的、不同于现在的人。
但是，女人的到来与重生与复活无关，与男人的期待大相径庭。“她”是另一种夜的产出，是人们爱情常规之中的剩余。“她”在任何时刻都能安然睡去，在梦中快乐地载有另一个男人。“您”只能看著“她”沉沉睡去。女人身体的气味占据了夜的味道，她愉悦的呻吟与低喘气占据夜的声音，她的梦成为了包裹“您”的黑暗。而清醒的“她”犹如死亡的本质：不断向“您”预告著死亡之病来临的征兆，在“您”为自己哭泣或尖叫时不为所动，倒数著终将结束的日子，逼使“您”不断回溯曾经有过的经历。她以不可逾越的眼神，如同死者放大的瞳孔，告诉“您”，那是可怕的事情。
或者可以说，男人本身并不构成死亡之病，病患是缘起于二人共处的夜晚，缘起于女人开始指认：“那是死亡之病”的时刻。虽然要见罪于不少平权人士，但杜拉斯认为，同性恋是大灾难的开始，因为他们不事生育，更是要将女人杀死：《死亡之病》中的“您”让“她”不要尖叫，让“她”沉默，让“她”闭上眼，“您”甚至忘记了“她”的名字，“因为您一点都不懂她，您就说她对您一无所知”——女人在此，成为了“死亡”临在的肉身，变成不可解又不可动摇的尸首。
就是在这样的结合当中，“她”教会男人欲求（欲求女人，欲求自己缺乏之物），教会男人失去（那种即使借助白日璀璨之光亦不能寻回的失去）。“死亡之病”是在女人离开后，真正降临到“您”身上。
男人如何读《死亡之病》
布朗肖在《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在以杜拉斯的《死亡之病》谈“情人的共通体”。这个情人的共同体与罗兰·巴特于《恋人絮语》中所说的“恋人队伍”完全不同。对巴特而言，理想的恋人关系就像一组绝对合法、允许无差别互换的词语；二人处于这组梦幻词语的结合当中，得到无止境的扩展可能（因为“一”等于“全”，“你”等于“所有”），互相成就对方的完美形象。
杜拉斯说巴特是“无爱……甚么也不是，甚么也没有的，可爱的人”——的确可爱，但是却因为从未经历青春爱情的危险，因此不可能读懂一个女人，或读懂一个女人的小说。那么布朗肖呢？是一个能读懂她的“男人”吗？杜拉斯在〈男人〉中如是说：
“有些人，从彼得·韩特克到莫里斯·布朗肖，都认为《死亡的疾病》是 对立于面对女人的男人 的。这样说也未尝不可。我说，如果男人是在这一点上对《死亡的疾病》发生兴趣，那是因为他们从中更多地揣测到与他们相关的甚么东西。他们居然有所发现，这很了不起。同样不同于一般的是，有些人在The Malady of Death（《死亡的疾病》）中并未看到有一个处在许多面对男人的男人中的男人，而且进一步，确实有一个以十分明确的方式仅仅面对女人的男人。”
是时候回到布朗肖对杜拉斯的解读。布朗肖认为《死亡之病》中的情人世界是被外界遗落的领域，在其中，男人与女人的存在是各自孤一并注定不可能迎接爱之降临，但正是依靠这种微妙的“灾异”，二人达成了出“对‘共通’之迫求”。由是者，布朗肖从这一共通体的构成与特征，延伸至政治共通体：这种以“异”立存、置身功利得失以外的、并且注定烟没消散的共在状态，正是其可畏之处：“它不让自身被人把握，它既消解社会现状，又倔强固执地用一种不受法律限制的至尊性来重新发明现状，因为它在否认现状的同时，也把自身维持为现状的基础”。
杜拉斯大概是满意布朗肖前半段的解读的，只是后面关于政治共通体的延伸，对杜拉斯而言，那就是男人的事情了（“他们从中更多地揣测到与他们相关的甚么东西”）。《死亡之病》的主旨，在于杜拉斯与比她年少三十八年、并且是同性恋者的情人扬‧安德烈亚的关系：那样疯狂的爱，但是无能带来任何改变，对对方无所期待，没有孩子，没有将来。这段狂热畸恋的产物最后被布朗肖挪用，成为他回应法国哲学家尚-吕克·南希的《解构共同体》时援用的例子。Kuisma Korhonen在Textual Friendship: The Essay As Impossible Encounter From Plato And Montaigne To Levinas And Derrida中指出，上述的文本流串，让《死亡之病》成了这样的一个寓言：文本之间的相遇，以至文人之间的相知、爱人之间的邂逅，终究都是自我中心且不切实际的结合，恒常处于濒临崩溃的状态。
参考资料：
福柯：〈 关于玛格丽特·杜拉斯〉，帕特里斯·马尼利耶等著，谢强译：《福柯看电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杜拉斯：〈男人 〉，杜拉斯著，王道干译：《物质生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杜拉斯著，欧嘉丽译：《死亡之病》，香港：M+，西九文化局，2015年。
布朗肖：〈 灵感〉，布朗肖著，顾家琛译：《文学空间》，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年。
Korhonen, Kuisma. Textual friendship: The essay as impossible encounter, from Plato and Montaigne to Levinas and Derrida. Prometheus Book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