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布朗肖专题】奥斯维辛之后：沉默如何可能？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是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对法国许多大知识分子和大作家如乔治•巴塔耶、列维纳斯、沙特、傅柯、罗兰•巴特、德希达等都影响深远。
特约作者：瓶子 Yunping Catherine Zhang（美术史论系硕士在读）
01哲学按：
布朗肖诞辰110周年，也适逢他13册简体译作出版完结。这位渴望自我消隐的批评家和哲学家、自言“一生完全奉献于文学以及属于文学的沉默”的小说家，如是在中文世界瞩目又悄然地亮了相。01哲学以此为契机，推出布朗肖专题，藉报导访谈、书摘、书评等系列文章，聚焦此一20世纪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今日推出南京大学出版社与青年学术团体泼先生合办“奥斯维辛之后：沉默如何可能？”之讲座侧记及译者访谈，探讨布朗肖思想中的死亡与语言。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是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1907年生于索恩-卢瓦尔，2003年逝世于巴黎。布朗肖一生行事低调，中年后不接受采访与摄影，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对法国许多大知识分子和大作家如乔治•巴塔耶、列维纳斯、沙特、傅柯、罗兰•巴特、德希达等都影响深远。作为后结构主义和“新小说”的先驱，布朗肖一生的写作都充满了对死亡、他者、不确定性、灾异等问题的讨论。他的作品不啻对这些问题进行超越、近乎叛逆式的诠释，而且作品本身的语言和所建构的情节也都指向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和体系。今年正值布朗肖诞辰110周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与青年学术团体泼先生合作，在上周于北京举办了三场纪念活动。其中在北京706青年空间举行的讲座名为《奥斯维辛之后：沉默如何可能？》，正谈及了两个围绕布朗肖思想的重要主题——死亡与语言。
死亡的两岸
“死亡来了，穿著女士长裙掠过走廊
死亡来了，穿著礼拜服骑行在高速路上
死亡来了，我束手无策
死亡走了，必定也留下什么
一场不明之火带走了我的宝贝”
这是庞克歌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曾写过的一首诗歌，这首关于死亡的诗歌展现了现代哲学极致膨胀的主体死亡观念。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道：“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就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之后的哲学家也都以各种个各样的方式论述死亡。但是在布朗肖之前，著名的哲学家对于死亡的观念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生与死的明确标界之上，以积极辨证观的方式进行阐述。比如海德格论述死亡时表达一种向死而生的概念，概述了死亡之“不可能的可能性”。这些对于死亡的积极看法，与生的二元对立的共通和结合，是大多数哲学家对于死亡进行讨论的基础。但对布朗肖而言，死亡并不像之前哲学家们所讲的那样，是“一种有用的、自由的、有意识的，与生一致的死亡”，而是一种“不可能的”、“非本真的”、“非个人的”、“非本质的”以及“无名的”死亡。不过，布朗肖对于死亡观念所用的否定式限定词，作用既不在于进行强烈的批判，也并非为了加深至今所有悲观主义，而是要对死亡进行双重剖析，试图描述出真正的死亡，也就是说，祛除从生的这一端臆测死亡、捉摸死亡，解读生者对于死者的幻想，试图建立生与死的意义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种臆测本身就包含了对生与死的对立性的肯定。对于布朗肖来说，正是主体性的边界造就了人们对死亡的误解，尤其像尼采对于自杀的推崇——也即是对生命有意义的终结的追求——忽视了主体才是死亡的限制；立足于主体限制之内去思考并不能够触及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是打破主体的边界，脱离主体关系的“第二重”死亡，这即是列维纳斯所说，死亡不是（对主体的）确证，而是打破了我的孤独。正如四位活动嘉宾所总结的那样，唯有将自我投向无限他者的责任时，主体那看似坚不可破的互联网被扰断时，当主体变成无力的、垂死的他者时，主体性的壁垒被消灭，他者被纳入到自我之中，同时自我也纳入他者之中，我们才能理解布朗肖对于“死亡站在主体框架外阐发”的观念。
“生时所历经的日子，它们不属于昨日，它们永远是那正在到来而不会逝去的日子，以及那来自于我们的光亮之欢悦，和那穿透过墙壁，行经所有路径，没有迷误亦没有怀疑，欢悦地朝我们自身前进的惊喜”（《最后之人》）。布朗肖通过作品《最后之人》实现了向“零度写作”的转变。面对黑格尔式庞杂的知识体系和历史境况，布朗肖写下这样的句子：“静止的思想，你覆盖著我，或许也护卫著我；执拗如你，并不响应，只是存在于这里，你也不上升。沉重、孤独的思想啊，在你内中无疑隐藏著那极端尖细且至奇遥远的针尖，不断地、不施加暴力地，但以一种冷然的权威，招引我退回那遗忘之中。与不回答的你，我有话想说。……即使我不说话，即使我与这番我得以表达出的话语并无关联……你甚至并不静默……”。
语言的升华与毁灭
布朗肖对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极其欣赏，他从马拉美的诗歌中得来灵感，构建了自己的语言观。马拉美在《诗的危机》中论述：“当我说‘一朵花’时，我的声音悬隔了所有花的形式，而一种异于一切寻常花束的东西升起了，一种音乐般的、理念的、轻柔的东西，这是一朵在所有花萼中都寻找不到的花。”在布朗肖的作品《文学与死亡的权利》中，他用“这个女人”作为马拉美的“一朵花”比喻的延续，描述了一种压制物的，让被提及的所谓在场者变成不在场，通过毁灭它的真实身份而进行的令人惶惶的命名的行为。这种语言作用其实符合黑格尔哲学所说的普遍性对具体事物的消解，这种作用被黑格尔视为“升华”、积极的否定行为，但布朗肖却认为这样的理解建立了语言相对于被“谋杀”的实存之物的优越性。布朗肖真正想要关注的是对被精神权力驱逐出境的物。正是基于这种观念，给万物命名而将人类塑造为动物主人的亚当，便被其他学者理解为“第一个连环杀手”。越是高度成熟的语言、越是给事物分门别类细致命名的语言，越是缺乏一种对于实在之物的召唤，当我们精准地用语言命名一个物体，这个物体本身的真实存在意义层面上的在场就被摧毁了，留下的只是这个物体除了实存之物之外的一些碎片属性罢了。
这也引出了布朗肖的语言观和物的死亡观在逻辑层面上的密切关联。他所说的“死亡的言说”，就是在阐述以虚无的名义下进行的言说，言说本身并不成立，或者说在表达的层面上是不成立的，言说就是死亡的言说本身，言说将死亡内化为自身，变得纯净；通过死亡的言说，“我们得以接近意义，而意义也得以走向我们”。意义不需要消解，意义本身就并不直接存在，因为一切意义都是建立在物的死亡、虚无之上的。语言自身作为权力系统的构成，占领了精神的权威，具有排他性，排斥其他事物的命名，也排斥事物本身，这种对于知识和语言的权力阐述，与傅柯对于“知识权力”的观点也有共同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布朗肖能够与傅柯建立起“知识友谊”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他们在思想上有共鸣，另外他们对“友谊”这个概念命名本身的意义解读也是不谋同辞、表里如一。
通过言说本身，构成对意义接近和吸引意义的环境，这种意图在布朗肖的作品《至高者》中得以体现，这部小说本身就作为一部向自身叙说并且转向小说自身的小说，它不断地否定自身，重构自身。小说中的“我”是一位植物学家，一直处于生病的身体状况中，而这种生病却介于梦幻与现实之间，小说主人公在自我追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于国家、公共生活和律法世界的惊异发现，以及在自我折磨以及受害的精神经历中彻底分解开自我的意义，无限微分成自我在真实公共生活空间的流动。
同场加映：嘉宾访谈
活动结束后，我采访了讲座嘉宾陈家坪（诗人、纪录片导演、北京青年诗会发起人之一。以下简称陈）。我们从友谊、介入文学、他者、语言的主体、布朗肖与沙特思想的反对关系，以及他与阿多诺思想的关系，一起对布朗肖作了进一步探讨。
我：请您简单谈一下您自己是如何建立对布朗肖的了解吧！
陈：最早的了解还是通过汪民安的文章，《友谊，沉默和语言》，里面谈到布朗肖和傅柯的友谊类型（知识友谊），这种友谊类型对知识分子还是有迷人的状态。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神交，却又不同。布朗肖与傅柯的友谊不存在私交，让友谊呈现出完全的友谊本身。如果对友谊进行宣称的话，也是对友谊的审查，只有朋友离开的时候才能宣布这种友谊。亚里士多德对朋友的观念理解也有这种纯粹的特点。一个人怎么就成为朋友？当他是朋友的时候你才宣布他是朋友，不是我知道你的名字，见了面就是朋友了。相互阅读、相互评论，展开思想上的交流，当友谊形成的时候才宣布它的存在。以此为标准，平常人之间的友谊根本就没发生。
我：除了友谊呢？
陈：傅柯通过沙特的文章了解布朗肖，傅柯很快站在布朗肖这一边反对沙特。60年代法国对他们的评价，说沙特是思想界的太阳、布朗肖是思想界的暗影。他们为什么反对沙特的介入？他们有什么不同？沙特主张的介入是什么观念？布朗肖又是什么态度？1974年时，波娃与沙特有个对话，沙特谈到介入，介入并不是对技巧的限制。因为纯粹意义上的写作，更关注写作本身，这原本就包含了技艺性的思考。沙特所认为的介入，体现的是一个人以词语为工具。
我：所谓介入，那么必然有其主体和客体，这里的主体和客体是谁呢？
陈：因为布朗肖认为词语只是工具，所以词语本身说话，说话主体消失，词语本身作为主体。这种沉默和激进的观点，来自于海德格。在布朗肖的观念里，词彻头彻尾被孤独所充斥。海德格就认为词语对存在的事件有一种救赎。布朗肖则认为没有这种存在，唯一有意义的存在就是词语本身。词在说，这又与海德格和马拉美的观念有根本的不同。
我：对于布朗肖的语言观您怎么看？
陈：傅柯在布朗肖笔下的马拉美中看到语言的另一面，即语言无限回复到自身。
我：这是布朗肖语言哲学层面的态度？
陈：也不能说语言哲学，就像维根斯坦那种。这样说容易产生歧义，他的态度还是对生命本身的思考。思考生命的存在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被孤独所充满、就是一种沉默或激进的存在、是一种运动（的状态）。
我：布朗肖的语言观实际上是不断指向文学自身的，连其中的人物也是这样，正如《最后之人》里的主人公，你觉得他熟悉，但是他谁也不是。
陈：没错。布朗肖认为语言就是永不停息的永无止境的喃喃自音，有它的高潮和闪电。他觉得词不是事物的反映，是要消灭事物，词唯一反映的就是词，唯一剩下的就是词的无声的本质。词在停立或消失，但存在一种潜在的火花，就像闪电的爆发一样，瞬间闪亮瞬间又消失了，达到了一种诗性的存在。那是诗的最厉害的境界。可能他通过马拉美了解到诗性的存在，特别符合他的观念。
我：布朗肖为什么能够认为语言是一种暴力和权力？语言消灭了物，又如何得以自我言说？
陈：这涉及到 “说”和 “道说”两个概念。 “道说”是什么？人沉默却能道出许多；是让显现，是让看或听。而 “说”，是先存在，而事后命名、捕捉或追加，是事后清晰逼真的此在。（作者注： “道说”概念指出了语言的自我言说何以成立。因为客观上讲，人是说出语言的主体，但“道说”概念指出了语言的自我显现，指出了自我阐述的特质。因此这里将“道说”与“说”加以区分，是为了说明语言自我言说的成立条件正是“道说”，是语法、意义本身的存在先于“说”的行动，因此语言具有自我阐释的主动性。）
我：在这一点上，布朗肖和沙特观点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陈：布朗肖的言说是发生之前的倾听，沙特的言说是事件发生之后的说。所以你说他反对沙特，不过至少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反对。布朗肖从与沙特的反对关系中呈现各自的向度。
我：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您怎么理解？
陈：诗性思维是危险的，可能把我们带到集体灾难中，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以化解现实带来的屡屡伤痕。我们应该拥有具体所指，而不是泛泛的理解或者教条地去理解，将布朗肖放在整个思想的交锋和历史中去理解。他的作品同时也会指向人类的某种处境，某种灾难，比如二战这样一个共同的灾难，在这样的处境下谈论人类文明带来什么后果。纯粹的哲学家探讨哲学的内部，但是文化作为一个使者，其担当是建基在文明与非文明，政治与非政治，经济与非经济之间的。作为一个作家，诗人，就应该（对外部）理解和沟通，传递福音，传递智慧。所以我们在理解人类的文明的时候，要知道人类的文明有时候是以反文明的方式在发生的，如此就会带来一种反思，这种反思会带来一种新文明的出现，但这种新不是数量的增加，而是质量的变动。
我们的思想如果没有质变，那我们还会再经历一次奥斯维辛。例如文革，如果我们思想不发生质变，这发生了一次还会再发生第二次，所以需要我们的思想介入。新的文明思想介入非常重要。阿多诺有一篇文章，《论介入》，著重批判沙特和布莱希特的介入文学观，也批评了班雅明晚期的艺术观念。他同时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论断也做了一个回应。阿多诺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看到了介入文学概念中的精神退化问题。这种退化也是社会本身的退化，正如人类本身发生的灾难，是一种退化现象，但是你去介入这种灾难，你也是一种退化。当一个人不断打你，把你的骨头打断，那你的生存还有意义吗，这样的艺术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你的生存没有意义，那你的表达还有意义吗，在阿多诺看来这是一种精神退化现象。阿多诺对介入的反对使得他回到艺术本体，布朗肖对介入的反对使他回到语言本身。
我：其实布朗肖虽然设置了一座座文学迷宫，但是在知识的谱系中还是比较清晰的。
陈：是的，我对布朗肖、傅柯、沙特、阿多诺各自思想的梳理令我体会到到各种思想的边界，让我们的认识变得更为清晰，当然我相信我的梳理也是带有片面性的，里面难免包含了歧义和误解，有待对布朗肖更有知识和更多思考的人来做出批评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