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布朗肖专题】石头书，生命书，与未来之书
作者：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当代法国哲学与艺术哲学。）
布朗肖诞辰110周年，也适逢他13册简体译作出版完结。这位渴望自我消隐的批评家和哲学家、自言“一生完全奉献于文学以及属于文学的沉默”的小说家，如是在中文世界瞩目又悄然地亮了相。01哲学以此为契机，推出布朗肖专题，藉报导访谈、书摘、书评等系列文章，聚焦此一20世纪法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今日推出姜宇辉教授的《石头书，生命书，与未来之书——与布朗肖的一次哲学对话》一文，他基于布朗肖最富思辨色彩的作品《无尽的谈话》（L’ Entretien infini），从不同的环节揭示了哲思与语言/书写间的“谜”样关系。
It’s just one of those damned things you have to do in order to go on gathering wild oats and telling stories.
—— Ursula K. Le Guin
无疑，布朗肖的文本对于一位哲学学者来说具有无可抗拒的魅惑。这并非是因为其中所直接表达出来的曲折晦涩的思辨，而恰恰在于他在书写中令思想本身“赋形”（configuration）或“具形”（embodied）的高超能力。概言之，当他隐没自身，并以幽影的方式来编织那一座座文本的迷宫之际，词语及其运动已经不单纯是思想的外部载体，相反，它们不断羽化作梅洛—庞蒂所谓的语言的“轻灵肉身（un autre corps moins lourd, plus transparent）”。词语并非单纯是可感的符号，思想也非单纯是抽象的观念，二者在文本的纠缠网络之中不断融汇为一个流动体。而正是这一点，会令所有诚挚的哲学研究者感到惊异乃至叹服。下面让我们基于《无尽的谈话》（L’ Entretien infini）这一布朗肖最富思辨色彩的巨制，来从不同的环节揭示哲思与语言/书写间的“谜”样关系。
“从书写到声音”
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在哲学中向来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但通观西方哲学史的历程，与其说二者不断被带入到一种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之中，还不如说语言始终需要在思想面前确证自身之充分性（sufficiency）。或说得极端一些，概念的运动只有在脱离种种感性的形式（语言当然是极为重要的一种）之际方能彰显自身所追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哲学，似乎始终在探寻著一种自洽而自足的内在语言，与之相较，人类的语言注定是一种苍白的幽影或贫乏的表象。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对自然语言的质疑，进而对所谓“人工语言”的理想性建构，正是这一趋势的极致体现。
但当哲学家们一相情愿地追求著思想—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的完备形式之时，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及文学实验却似乎敞开著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即真正将思想带回语言。或说得更准确些，是基于语言自身的存在去敞显其中所蕴含著的真实的思想运动。显然，在这里，语言真正变成了思想的“肉身”，而思想亦真正化作语言的“肌理”。布朗肖的书写实验亦正应该在这个脉络之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让我们从索绪尔对语言的那个经典而又晦涩的界定入手：“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如果说思想与声音就像是两个原初的混沌之域，那么语言则恰恰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的……结合，或者也可以说交配”（注一）。空气与水面之间相互摩挲、卷携乃至互渗的作用，恰是此种关系的生动写照。只不过，索绪尔最终将语言的划分和定型的居间效应归属于思想这一极：声音被切分为微小的基本单位（“音位”），进而遵循著明确的规则，最终被建构为整体性的符号系统。换言之，声音这片原始的混沌最终被吸纳于思想—语言之内部。
对于布朗肖来说，则完全存在著另一种可能：“声音不简单地是主体内在性的器官，相反，它是一个向著外部敞开的空间的回响。”（注二）这句凝炼之语至少揭示了声音的三重面向：首先，声音是一种自内部向外部的逃逸乃至翻转，它由此揭示了语言运动的另一种逆向可能，即从意义到物质，从时间到空间，从主体到世界，从整体到碎片；其次，它由此体现出另一种先于语言的截然不同的言说方式，而无人称（“中性”），复多之断片（fragment），乃至游移不定的变异，这些正是其典型特征；最后，此种向外部逃逸的声音又并非仅仅是单向的，相反，作为包围著语言系统的无尽的暗夜与沉默，它在逾越边界的同时也时时面临著再度落入系统之中的危险。它在逃逸之际也同时被捕获。换言之，声音所营造的断裂并非彻底的瓦解、脱节、分离，乃至无所关联，而恰恰是游弋于边界之处的“居间（entre-deux）”，是在空隙之处不断交织的无形而多变之“云”。“奇怪的震动，悖谬的变异，在回归的同时进行的逃逸”（页509），正是这片云谲波诡的声音混沌的生动写照——它更接近于音乐而非逻辑，更接近于舞蹈而非建筑，更接近于弥散的氛围而非清晰的纹理：“在那里，空隙成了停顿，然后成了节奏，或许还有连结。”（页333）
由此清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或准确说，是思想与语言的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结合可能。借用布朗肖在“尼采与断片书写”这一节中的区分，一种是“属于哲学的话语”，另一种则是“断片的言语”：前者体现出统一性，整体性和必然性，后者则展现出差异性，碎片性和偶然性；前者总是趋向于思想—语言的“完结”形态（achevé），后者则正相反，作为“不充分的语言……它陌异于完成[accomplissement]的范畴”（页300），是“无作（désœuvrement）”；前者最终体现出的是思之强力乃至暴力，而后者所见证的却恰恰是思之无力（impuissance）。此种无力并非是力量之彻底匮乏，而只是强调，思想唯有在与语言的肉身缠结之中，在被断片之言语驱迫激发之际，方能真正的不断“重新开始（re-commencer）”。
断片，反讽与文本之镜
然而，布朗肖所衷爱的断片式书写本非他的首创，而是最初源自浪漫主义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论者都倾向于在浪漫主义脉络的当代余绪之中去把握和理解布朗肖的书写和叙事实验（比如2011年Peter Lang出版社所编纂的Blanchot Romantique文集）。这样的做法虽然冒著对布朗肖这位以隐匿和遁形为乐的作者进行“定位”的危险，但却确实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断片书写所实现的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另一种关联可能。
断片式书写，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浪漫主义文学实验的鲜明特征。比如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早年间（1796—1800）就已经写下了大量的断片作品，其中代表性的当属《批评断片集》和《<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然而，对断片式书写，可以存在著三个等级（境界）的理解。从最初级的层次来看，断片无非就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完成”的文本，由此亦可导致不同的效应：要么是碎片之间始终停留于彼此分离、无所关联的状态；要么是碎片之间本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总体，但随著时间的变迁逐渐散佚为“残编”。更高一个境界的断片书写则展现出很大程度的创造性，即作者将其运用为一种匠心独运的手法，利用碎片的局部、复多、变异的特征将文本的运动推向开放未知的方向。只不过，此种“体裁”固然别开生面，兴味盎然，但最终所体现的却往往只是创作者的“灵感（trouvaille）”或“机智（Witz）”（注三），是凌驾于文本之上的天才意志的极端体现。
虽然这两种断片的形式皆可以在布朗肖的文本之中觅得，但真正能够界定其断片书写的本质特征恰恰是第三种、也几乎是最为极致的形态，即“反讽”。诚如众多学者所指出，反讽并非单纯是一种修辞的手法（简单说，即“正话反说”），而足以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比如黑格尔就将施莱格尔称为“反讽之父”（注四）。以赛亚·柏林将浪漫主义的反讽精神描绘为：“反讽是反抗死亡，反抗僵化、反抗任何形式的一成不变、反抗生命之流冻结的唯一武器。”（注五）固然生动有力，但此种略显空洞的论调并未能真正揭示反讽所展现的断片的词语肉身与流变的思想生命之间的密切关系。关键的提示还是来自施莱格尔自己。他曾将诗歌的本质界定为“先验诗”，但这里的“先验”不再指精神的自我反思式观照，而是转化为诗歌本身的自我观照。也即，并非是精神通过诗歌这个外部的感性中介得以反观自身，而是诗歌作为一种真实的语言运动，实现了“刻画者与被刻画者之间”的镜像式互映。在这个意义上，终极的诗歌恰恰理应是“诗歌的诗歌”，是语言内部的缠卷和折叠所营造出的迷宫效应。正是通过语言的自我镜像，诗与哲学之间才形成最为完美的和谐（同注四，页128-129）。
这正是反讽式书写的至高境界。在苏格拉底那里，反讽是深藏在语言表述之下的思想之“自控”（self-restraint），而在施莱格尔所阐发的浪漫主义反讽之中，语言通过自我镜像所展现的逾越界限的运动才是真正的本质性样态：“反讽是对一种永恒活力、一种无限充盈的混乱的清楚意识”（转引自注四，页139）。因而，反讽才必然以断片的方式呈现。也正是因此，反讽才充分展现出语言与思想的内在关系，因为思想并非来自超越的理念，也非源自自主自律之理性主体的自我反思，而正是来自语言存在内部的镜像式碎裂。一句话，思想，就是语言之自我反思的维度。德希达说得妙：“写本身即是被写，但也是在自己的再现中沉没。…… 无限反身自省，以痛苦质疑自身可能性来展开看……”（注六）
这想必也是福柯和德希达这一代法国哲人如此迷恋布朗肖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德国古典哲学体系土崩瓦解之后，在德式现象学道路亦陷入僵局之际，这些哲学界的新星们似乎确实在布朗肖这位隐匿的“作家”那里发现了蕴生哲思的全新契机。“那时候，我做梦都想当布朗肖”（注七），福柯这番表白确实发自内心。
布朗肖是无法被化约、还原的作者，正如其反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一样，一切在语言功能层面上试图对客观事态的还原、对人或物的再现，在布朗肖看来都是侵蚀文学写作与阅读之特殊经验的低劣手法。（链接）
世界游戏与未来之书
如果在本原之处，思想与语言就真实而密切地纠缠在一起，那么，布朗肖以其书写来向所有研习哲学者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既然注定无法抽离语言这个肉身，既然书写就是思想实现自身运动的本质性媒介，那么，哲学又可能或应该成为何种意义上的“作品（œuvre）”？换言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之“书”会是怎样的？
“书”的问题，在布朗肖的文本之中占据一个明显的地位。他那几部最富思辨色彩的著作最后都回归于书的问题，似乎远非巧合：《无尽的谈话》最后一节即是“书的缺席”；《未来之书》的结末，在“文学消失”和“作家之死”这些看似灰暗的氛围之下，“未来之书”这一关键线索反倒是带著生机和灵动而闪现；同样，在《文学空间》的最后，围绕作品与书的辨证也回溯性地点出全书的思索主旨。
书之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化用施莱格尔的话来说，书并不能等同于现成的、完成的作品，相反，它更是作品的自我镜像的运动，是“作品之作品”。正是在这里，它体现出作品内部最为根源性的有限—无限的纠缠和交织。另一方面，书又是书写得以与世界相沟通的方式，是以“不可公度”方式来实现“互通性（communicability）”的基本媒介。碎片之诗，断片之书，正是世界游戏的真实形态：“世界？文本？世界让文本返回到文本，正如文本让世界返回到世界的肯定。”（页328）
这后一点似乎尤为重要。在媒体所热衷于塑造的种种布朗肖的“景观”之中，孤独，隐匿，疏离似乎早已成为典型标签。在大众眼中，他无非就是一个远离人群，在暗夜中孤独写作，坚持自己与自己对谈的那个无名之人。即便，这果真是他的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无从知晓最终的答案，但他的书写反倒明确呈现出迥异的面貌。当他执意隐匿作者的位置、抹去主体的痕迹之时，书写本身的散播的潜能却前所未有地被释放出来。或许可以说，在20世纪的实验性书写的探索者之中，唯有布朗肖将书写作为“世界化”（worlding）的基本媒介这一极端手法贯彻、推进到不可思议的境地：“断片的真理和人的在场是互不相容的吗？在人所在之处，维持偶然的肯定、无话语的书写、未知者的游戏，是被禁止的吗？”（页330）布朗肖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断片的书写祛除了大写主体之幻象，但却从未如此真实地令人与人之间的互通得以可能。
也正是在这里，哲学之书的真正可能被极为清晰地启示出来。不妨借用洪席耶（笔者注：中国大陆译作朗西埃）在《沉默的言语》（La parole muette）之中的论述对此稍加阐发。在该书的开篇，布朗肖就被重点援引，并被视作文学范式转化的关键性人物。不过，我们在这里更为关注洪席耶文中对三种书的形象的生动描绘：石头书，生命书与碎片书。按照洪席耶的说法，文学史的进化绝非线性，而是时刻处于冲突力量的复杂交织作用之中。这三种书的关系自然也是如此。不过，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对它们进行明晰的划分和界定，以此标示书之“进化”的三个阶段。
石头书即是书的原始形象，用布朗肖的话来说即是“大书（Livre）”。如宏伟的希腊神庙或中世纪教堂，大书自身有著整体性的结构，指向著超越的秩序（理念，上帝，宇宙），并由此体现出一种永恒的气息。《圣经》自然是大书的原型。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开篇将大书形容为“书—树”的经典形象，德希达在<爱德蒙·雅毕斯与书的疑问>一篇中，也将其描绘为“一枝强劲的古根被挖掘出来”。
然而，虽然石头书亦鲜明体现出自身的物质性，但唯有第二种书的形象——生命之书——方才真正体现出精神与肉体的密切结合。生命书不再是对超越秩序的“再现（representation）”，而是源自精神内在的“表达（expression）”。这一点当然在浪漫主义运动那里达到极致。不过，也正是在这里，书之问题的种种悖论开始呈现。一方面，生命书的表达运动将石头书中所隐藏著的物质性维度进一步突显，逻各斯与圣言（Voix）逐渐转化为世界的散文与“人类的剧场，在那里言语化成了行动，占有了灵魂，带来了躯体与躯体行进的旋律。”（注八） 但另一方面，浪漫主义的表达概念却又始终无法最终克服灵与肉，内在与外在，乃至个体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分裂：“书写可以作为一种孤立的话语，它缺乏一个与它相伴、又见证著它的真实性的肉身；反之，也可以成为将思想记入躯体的象形文字。这两种书写的张力恰好体现了文学的矛盾。”（注九）
跟随布朗肖的思路，或许可以说，正是此种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使得书的经典形象必然趋于终结和消亡。一句话，石头书（上帝之书）和生命书（人之书）必然要被碎片之书（世界之书）所取代：“书的缺席…… 如此的书写从不是人的书写，……也从不是上帝的书写；它至多是他者的书写，是死（mourir）本身的书写。”（页823）
布朗肖的这段结语将我们引向无尽的遐思。但同时也更为紧迫地将我们带向当下。书的“缺席”，而非消亡，意味著书始终敞开的是思想与书写彼此纠缠的本原之处的“匮乏”状态，而非某种事实性的否定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书的缺席并非是书之演变发展的终极阶段，而正是书之不断返归自身的反讽式运动。此种运动不断激活著思想“重新开始”，不断编织著时空断片营造出世界化之游戏。正是因此，书写与叙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意义非凡的。在新近出版的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之中，Donna Haraway就明确将story-telling作为物种间实现共生（sympoiesis, becoming-with）实验的世界化的普遍媒介（尤其参见第6章Sowing Worlds）。这已然将书写—思想之实验带向突破人类中心的开放境界。这或许不是布朗肖最初提及“他者”及“死”之书写的原意，但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启示出实现其原初灵感的当下可能。
注释
注一：《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7-158页。
注二：《无尽的谈话》，布朗肖著，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7页。以下所涉此书引文，将直接标注页码。
注三：[法]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张小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注四：[德]恩斯特·贝勒尔，《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李棠佳、穆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注五：《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注六：《爱德蒙·雅毕斯与书的疑问》，收于《书写与差异》，雅克·德希达著，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6页。
注七：转引自《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注八：[法]雅克·洪席耶著，《词语的肉身》，朱康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注九：[法]雅克·洪席耶著，《沉默的言语》，臧小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4页。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