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任务清单｜尊重科学和专业主义须警钟长鸣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就坦言，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当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疫情的考验已经远不只于此，而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既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社会心理的。而在所有大大小小的考验中，贯穿于防疫始终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讲科学与专业主义。

早在2020年2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就曾特别提到“科学防治”的重要性，因为疫情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地防、科学地控、科学地治、科学地管。这充分说明，面对一开始的不明原因肺炎，讲科学和专业主义在认识层面是有共识的。

“维稳压倒科学”代价巨大

但具体到行动层面，却出现了“维稳压倒一切”甚至压倒科学的做法。人们应该还对“李文亮事件”记忆犹新，2019年12月30日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内的8名医生在微信同学群中发出预警，却被当地警方以“造谣者”为由进行训诫，虽然事后对其予以正名和平反，但李文亮所代表的专业主义在“维稳压倒一切”的官僚主义面前显然退居其次，由此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未能消除，这一点，从人们将李文亮微博作为“哭墙”来表达哀思就不难看出。

“李文亮事件”之外，上海疫情防控模式之变也成为舆论争议讲政治与讲科学的现实例证。3月27日前，作为防疫模范生的上海一直对外表示不会采取封城举措，不会一刀切，会延续“瓷器店里抓老鼠”的精准防疫模式。可话音刚落，上海随即开始启动“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的半封城措施，其后更是进一步升级为为期两个月的静默状态，对中国总体经济形势和普罗大众心理造成巨大冲击。

其间，上海防疫过程中的荒腔走板不时刺激着人们，尤其是上海疾控中心某领导录音被曝光后那句“专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现在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个疾病”，更是再次引发人们对于讲政治压倒讲科学的担忧。

除了以上两起标志性事件，中国各地在防疫过程中亦暴露出不少罔顾科学防治要求的负面案例。比如安徽宿州市在上一轮疫情中，提出“三日内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并亮明“三轮排查后仍未清零的村（社区），将对包保干部和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严肃问责。”这样的“三日清零”要求以及问责制，不仅违背了防疫是科学问题的本质，也无疑是在变相“鼓励”过度防疫和层层加码。同样限定清零时限的做法，也发生在贵阳，9月18日凌晨该地发生转运隔离车辆侧翻事故，造成27人死亡。

当民众层面对于讲政治压倒讲科学的担忧还未消退之际，来自最高层会议释放的信号让担忧更进一步。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其中提到，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一味消音反而助长忧虑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明确表示，“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

“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的动员令发出后，不少针对疫情发声的个人账号被封禁，包括频繁针对疫情发声的携程集团创始人梁建章，以及批评上海防疫造成法治灾难的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

另外，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与另一位研究者4月6日发表在《国家科学评论》上的英文文章《关于中国在即将到来的COVID-19时代重新开放的战略》，因提到“中国需要重新开放，以使社会经济发展正常化，并适应全球的重新开放。长远来看，长期的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被全网消音。不得不说，诸如此类的做法，只会加大社会层面对于防疫路线之争的想象，也会强化讲政治压倒讲科学的担忧。

政治与专业须良性互动

曾两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接受《香港01》记者专访时表示，“应对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一场社会危机，或者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这类问题，总是有两个维度，而且两个维度之间是有张力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政治考虑，就是人们常说的讲政治、讲大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公共事务，处置公共事务的最高标准就是安全、稳定。这个责任是由政府来承担的，所以不能把权力与责任完全交给专家，而政府不能干预，这是不可能的，不能说政府干预就是错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争论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政府处置的根据、依据是什么？”

房宁继续解释道，“政府的日常管理有规则和经验作为支撑，可以按部就班地行事。但病毒和疫情是未知的突发事件，这就导致一种张力的产生，即面对未知突发事件，政府是根据以往的规则和经验来决定，还是要听取专业的意见？怎么处理好政治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在中国‘讲政治’，说到底不就是为了人民健康、社会安定吗？这和所谓‘专业’本质上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如果专业意见与政府意见不一致，怎么办？这次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在判断不清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可能就是一个乌龙球，会给社会造成无妄之灾。政府的顾虑就在这里。”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在谈到政治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张力时则表示，“既然是张力，一方面表明它有一种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张力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存在，所以难以说消除。尤其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党是要长期存在的，中国人很少会去怀疑这一点，你可以不加入共产党或者对共产党有些批评，但绝大多数人不大能够接受中国可以不要共产党。共产党为了保持政策的引领和执行的顺畅，为了政治秩序的稳固，自然会对政治上的一致关系或者说政治忠诚有某种要求。但这并不等于只讲政治，或者说不能理解为要压倒专业。”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讲政治也是讲又红又专的结合，你不能不懂专业，不懂专业的讲政治是伪政治。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民众负责，一定是指政治上忠诚，专业上过硬，否则让你防控疫情，你防不了，让你做个手术，你做不好，不知道怎么打针，这样的政治忠诚又有什么用？一个老师，你讲忠诚，你不会教课，你不会去立德树人，这种忠诚也是一种伪忠诚，所以说在中国现行政治秩序下，一定得是政治和专业主义的良性互动，才是最适当的。”

在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下，不讲政治是不现实的，但也要因时因事而变，不能不由分说压倒一切，尤其是在疫情危机关头压倒科学和专业主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疫情初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如何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的知情权，提醒人们及早做好防护，避免更多的人感染甚至失去生命。舍主要矛盾而讲政治，这不仅是前期民怨沸腾的根由所在，也是所以会发生“李文亮事件”以及在抗疫前线仍不忘“念文件”、完成填表任务的源头。

赋权疾控系统科学决策

经过这次疫情前期的教训，有必要在重大疾病预防问题上赋予专业主义更多空间与权限，最紧要的，便是赋予疾控中心对外发布讯息的实权。要知道，SARS后重建的网络直报系统，虽然保证了全国疾控中心人员的讯息共享，但事实上始终未能解决监控讯息及时发布的问题。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讯息。言外之意，隶属于卫健委的疾控中心只负责监控，本身并没有发布讯息的实权，更没有决策权。

中疾控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坦言，中国疾控系统只有“干活的权力”，可以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不是决策机构，在卫健委系统中的地位也绝对是弱的，疾控情况只有政府授权你去谈，才能谈。疾控中心主要做的还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对防疫工作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

中疾控前副主任杨功焕也透露，中国东北在1910年代爆发鼠疫，由北京协和医院创办者、中国检疫防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全权负责处置，他不只是个技术人员，他还有行政权。现在中国这个做法确实是很难，指挥的卫生系统官员可能不太懂，疾控系统人员又没有行政权，所以这中间涉及体制改革非常关键的问题。专家可以发表看法，但不能替代政府发布。鉴于今次的教训，杨功焕建议将防疫应急职能纳入疾控行政部门，让专业人员增加话语权，以改变目前外行指挥内行的局面。

历史地看，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因讲政治压倒讲科学造成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悲剧，直到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回归尊重科学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常识。以史为鉴，以防疫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为教训，尊重科学和专业主义必须警钟长鸣，这既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也是未来五年必须直面的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