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看中共百年・三｜一个民主　各自表述

同样是中文，但两岸对政治现代化有关的许多词汇，都有着相异的见解，其中尤以“民主”一词最常充斥于两岸的口水战中。例如近日国台办批评民进党政府“惯于打着民主幌子招摇撞骗”；民进党则反击中共，“中国式民主”才是打着民主旗号行专政之实的“挂羊头卖狗肉”。

从历史发展来看，两岸各政党都自称代表“民主”，但为何一个“民主”，两岸见解会如此不同？

中国大陆：从豆选到民主集中制

在中国大陆，民主的意涵深受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政治理念、以及中共自身的政治发展影响。早在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就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945年七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可以这么说，民主集中制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与“全党服从中央”的集合。

1940年代抗战期间，中共曾在根据地推行以“豆选”为名的秘密投票制度，据此选举出基层政府组织的干部，并争取根据地民众支持。然而，这类秘密投票随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结束，在1950年代中期也面临急速下降的趋势。

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随着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诸多政治运动开展，实际上中国大陆陷入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局面，除了阶级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外，民主无从谈起，几乎只存在“集中”。

改革开放后，面对政治改革压力，中共的解决方法是再次高举“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以及“党内民主”等路径确保在党内政策形成过程中不至于出现过度专断的弊病，同时还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正当性。

而在地方层级上的政治改革，2000年代前后也有多个省份曾出现过“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委书记选举，在提名与竞选制度上予以开放，此外广东省也曾推出“行政三分制”改革，加强政府官员内部制衡。但是台湾学者蔡文轩曾研究这些地方层级的政治改革，发现背后主要是政绩考量、且依托于派系关系，在重重局限下，最后并未普及到全中国大陆。

2019年习近平首次提出“全过程民主”，当时引来全球媒体的注目，习近平当时是在考察上海一个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时称“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虽然此说日后被淡化处理，但“民主”意涵显然还是会被持续关注。

台湾：从总统直选到“护主权”

与中国大陆相较，台湾自从1950年就开始推行县市层级的地方选举，非国民党籍身分当选的县市长、县市议员、省议员都不在少数，地方选举也曾是“党外”力量荟萃的场域。

虽然，威权时期统治者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对于“党外力量”都颇存芥蒂，认为那是反动份子试图颠覆政权的恶劣行为，国民党内也有严惩“政治叛乱”的声浪，但是1980年代风烛残年的蒋经国还是决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1986年他更下令国民党中常委组成“政治革新小组”，研拟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的方案。

1990年6月，台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颁布释字261号解释，为了“贯彻民主宪政”，规定国民大会、立法院等中央民意机关必须进行全面改选，尔后遂以“全国不分区”形式，由政党票来决定国民大会的席次；立法院则增设不分区立委席次，与区域立委、原住民立委共同构成主要选举机制。

台湾的政治改革持续不断，监察院失去民意机关功能、1996年开始总统直选、立法委员席次多番摆荡、并且失去对行政院长的同意权、国民大会于2005年自我废除，这些都重塑了台湾人对“民主”的想像，尤其在总统直选一块，几乎成为台式“民主”的同义词，也在李登辉“主权在民”的意志贯彻下，被逐渐与“主权”画上等号，由是保护民主就等于保护主权，其机制就被简化为总统直选，而缺乏制衡的价值。

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

两岸虽都自诩是“民主”国家，但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却有着重要区别。在当下的台湾，民主与自由已然是“历史终结点”，在这面大旗下，没有更多问题需要去解决，“只要有选举就代表民主”，反而其余议题都要服膺于民主自由的需要，例如不惜动员执政党立法牺牲各种自由以求编织“民主防护网”、达成抗中保台护主权效果。

然而，民主不是一蹴可几的历史终点，“台式民主”更非如此，2020年台湾大选尤其凸显“民主是非题”已掩盖太多公共政策与治理失能的缺陷，胜选者虽然囊括史上最高的817万票，但不到年余，就因为关闭新闻电视台、针对反对者进行“查水表”等行事，被香港《亚洲周刊》以“台湾民选独裁”为题大幅批判，蔡英文身穿清朝慈禧太后凤袍的图像，一时在台湾广为传播。尔后“民主防疫”又失败、需要日本、美国、立陶宛救济台湾，蔡英文竟称此为“民主疫苗”，可见“民主”已被扭曲到如此地步。

反观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开放各级政府官员自由竞选、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但中共对此也有一番解释，例如中共近日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认为各国国情不同，“没有也不可能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政党制度”，中共与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格局乃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被中共称为“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

而中共十八大以来，多次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第二项就是民主，至于习近平上任后提及“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定义其实更接近于将“民主”当作手段，因为更在乎的是民主如何“管用”，也就是务实面的考量，而这个手段的主要表现模式就是“商量”；至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更显示其政治目的在于民生。

两岸对于“民主”概念之争，凸显出在概念多元化的时代，民主已有了更广泛的意义与内涵，制度优势不能依恃“选举过程”逐项打勾作为唯一取舍标准，就像当初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不断加入更多面向、修改他对民主、对政治发展的定义一样，两岸“民主”孰优孰劣，恐怕还需要用更多、更全观的社会指标加以衡量。

中共百年党庆在即，台湾政党与社会对此普遍无感与无语。但中共百年的论述与作为之中，台湾问题却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义，对台湾来说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问题。
本组议题站在台湾的视角，去提问中共百年对于台湾的意义与影响，从政治、经济、理论、思想面貌、历史与访谈等多重角度，组成台湾应有的中共百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