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歧途｜1957-1977：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反右”一词在中共的历史中绝不陌生，毛泽东在1957年的发动并主导的反右运动，是令当年成为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点，并为此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埋下伏笔，可说是“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1957年至1977年是中共百年历史中最“歧途”的时期，是意识形态专政的巅峰阶段，乃至往后绝大多数国民对此段时期的评价亦甚为负面。中共亦在痛定思痛中巩固了其辩证思维的传统，既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但同时亦承认“被严重地扩大化”，对于影响极其深远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则直斥是“完全错误”、“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长期摒斥“为文革平反”的极左呼吁。

反右运动：对“大鸣大放”的矫枉过正

细数当年的情况，毛泽东先是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其后又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再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最终，《人民日报》在1957年5月1日头版刊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要藉鼓励批评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宗名义要“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

根据在1981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对于1957年反右运动的源起，就定性是“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2014年，由中国社科院夏春涛编著，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共产党员网、人民网等多党媒刊布的《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中，亦保持这种辩证思维，明确指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亦承认反右运动中途走上了歪路，反右变成了左倾，令之成为个人及家庭的不幸，也是中共和中国的不幸，是时代的悲剧。

但对于当时亲身经历的中国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士等各界人士而言，反右运动是他们在这段“歧途”时期的第一个劫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会按照罪行轻重得到六种处理方式，由重到轻依次是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其中接受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须到边疆、农村、监狱等地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由于远超出负荷，加上随接出现的全国性饥荒，他们大多都客死异乡。即便能够留在城市，也要被迫从事厌恶性工作，又或者在受尽歧视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不少人最终选择自杀。

章伯钧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并且曾经身居要职，担任交通部长、中共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是约55万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之一，甚至是被认定是“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凭借其身份地位，所受到的冲击较低，但他的情况，某程度上已可反映出当年知识分子的心态。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在受访时，谈到父亲的心路历程，“划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至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异已’的。”

大跃进：一错后的再错

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共在1958年至1960年发动社会生产运动“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翌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

从结果来看，大跃进紧接反右运动而起，同时因为反右运动使大量知识分子被肃清，令大跃进的各项政策转变，失去来自中共党内或者专家的反对声音。大跃进对中国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1959年到1961先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后又被调整为“三年困难时期”，也算中共承认那三年的“人祸”大于“天灾”。

研究指期间所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村的农民。更有甚者，各地甚至还不乏食人肉的记录。中国历史上每逢战乱便常常上演“折骨为炊、易子相食”的局面，可是当这发生在20世纪的新中国，却实令人骇然，更何况是发生在并无战乱的“太平年月”？便是不提这些骇人故事，彼三年奇低的出生人口，就已经是那段艰难岁月最直观的旁白，直至今日依旧是老一辈内地国民心有余悸的回忆。

而如果说这些令寻常劳苦人民都饱受其难的“天灾人祸”终于在1962年终止，那么而后数年爆发的文革，就因其动荡和深远影响，而成为中共百年以来最大的污点。

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与红色恐怖

文化大革命一般认为始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终于毛泽东逝世及1976年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中共在《决议》中指出，文革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毛泽东的错误，二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及助长毛泽东的错误。中共对于文化大革命一直都是持否定态度，“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甚至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革时期，是中共在最高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下，令中国陷入建国后最严重的歧途，其由始至终都离不开政治斗争。大抵上而言，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退居二线，他指控中共内部有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等混入，甚至已在中央形成“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透过“文化大革命”才能夺回权力。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论点，中共在《决议》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文革其中一个鲜明象征是“红卫兵”，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中学、大专院校的学生，意为“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典型穿著是身穿绿军帽、绿军装，左臂上有红色袖章，并且手握毛语录。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红卫兵萌发及诞生的摇篮，“红卫兵”一词就是取材自该校高年级学生张承志的笔名。张承志等人先后在校内贴出多张大字报，内容尽显狂热思想及对毛泽东“信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

上述大字报获《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全文刊出，加上毛泽东在回信《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表明坚决支持，令红卫兵成功走出校园，运动蔓延至全社会。毛泽东的支持，是令红卫兵运动成为“红色恐怖”的主因，前者在三个月内连续八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又明令严禁警方镇压。宋彬彬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她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代表之一。毛泽东与红卫兵其中一张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著“红卫兵”三字的红色袖章。

中共最严重的错误

中共在建国之初提出反右，在当时社会环境或许是有需要，但结果却是使中国的发展停滞、倒退。归根究底，在上位者未能合理判断国情，加上盲目自信，以为能借助“大鸣大放”来自省，却演变成肃清异己、知识分子；以为透过大跃进就能“超英赶美”，却演变成蔚为奇观的“卫星田”、“浮夸风”，浪费大量资源。文革更甚，毛泽东拒绝承认错误，反而宣称要推行“革命”，致使中国迎来长达十年的浩劫。

有一点必须指出，正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2011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所指出，要加以强调和区分“彻底否定文革”与“全盘否定1957年至1977年的中国历史”，要彻底否定以“文化大革命”为总题目的所有理论、方针、组织和活动，但不能简单化地否定这一段历史。文革是这段历史的一个主要内容，同时还包含有中共逐渐纠错的过程。此外，中共、中国人民还有做很多事情，包括在任何时期都必须进行的生产建设和其他工作，这些事情本身并不具有文革的特定内容，也不是文革本身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即使是反右运动、文革期间恶名昭彰的“破四旧”等，这些大规模政治运动对中国往后发展也有正面作用。有观点指出，“破四旧”中的行为，在严重损坏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导致道德伦常败坏的同时，亦客观打破了不少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关系中的糟粕。现今的中国，没有太多印度的社会问题，所受传统文化当中糟粕的束缚，相较于香港尤其台湾较少，这都是相关的。

1957年至1977年这20年间，是中共最“歧途”的时期，造就中国、中国人民永远无法磨灭的痛苦。现今在的官方论述中，对那段历史的定义依旧是“人祸”甚于“天灾”、文革更是“完全错误”，“为文革翻案”的极左言论也持续受到官方的摒斥。

百年之际，中共发起党员学“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亦是要对中共的历史成就和错误进行总结与反思，从而推动下一步的历史使命。

而从国民的角度，也实则令人感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刚刚于月初发布，而即将步入退休年龄的一批人，便是出生于1950年代，或是当年反右及文革受害者的子女，或是当年的红卫兵，又或是同时身兼两个身份，他们在幼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青年经历文革，成年后又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从这个维度观之，对这一代国民而言，中共既可谓劣迹斑斑，亦又在持续的自我纠正中带领国民经历了“由苦至甜”的过程。

这一代国民对中共的印象，无疑是复杂的，难以简单概括的，甚至是难以回首细数的。身处那个年代，在狂热与折磨之余，彼时国民对“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的印象想必也是同样难以言喻的。那段沉重而激荡的历史，以及其为中国所带来的意义，或许唯有几代人之后的人们，才能平静地给出中肯而真正持平的评价与总结。

注：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理解中共对中国之意义，01中国将百年划分为八个阶段，于后续数周内，以八篇文章尝试刻画“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对彼时国人的意义。此为第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