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实干｜1992-2001：经济优先　政治且慢

1992年至2001年是中共百年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提速时期。政治方面，中共未跟从东欧各国的时代潮流推动西方选举制改革，而是在主要集中于改善治理能力的同时，持续探索协商制、民意代表制及民主集中制； 经济方面，中共持续将工业化、完善产业体系、提高国民实际收入作为目标，非公经济发展壮大。
在那段讲求“实干”的时期，为适应市场经济潮流趋势，经济体制改革被放在优先位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被重构，中共从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的革命党，逐渐向实用主义为特征的执政党蜕变。这种态度也为后来数十年的经济奇迹打下基础。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于刚刚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中国来说，国内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头绪，国际上又遭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中国人带来更大的震撼和困惑，围绕姓“资”姓“社”的争论迟迟得不出结论。

在舆论上，讨伐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刊登，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和“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另一边，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使用笔名“皇甫平”刊发一系列评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和大胆改革，不要拘泥于“姓资姓社”，引发一场思想交锋。而在实际工作中，改革出现了停顿，再加上“六四”事件后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致外贸出口下降，旅游业萎缩，市场疲软、生产萎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接近于停滞。

有鉴于此，1992年1月至2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明确肯定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并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才为“姓资姓社”的争论画上休止符。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南方谈话的“思想大解放”下，中共同年召开的十四大最终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的鼓励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蛇口工业大道竖立起了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的第二块标语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此后，中国加快了开放的步伐，歌颂改革开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在大江南北传唱，彼时的国民也认识到，开放与变革正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从上到下的改革浪潮在全国也掀起了一股“下海潮”，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纷纷投身商海。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还有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若创业失败可再回归体制）。“重政轻商”的固有思维打破后，人们不再回避“钱”字，甚至出现了以“恭喜发财”代替“您吃了吗”作为见面问候语的趋势。

对于下海的民众来说，创业是九十年代最鲜明的印记。1994年从河南商丘财政局辞职下海创业的公务员李新忆述，“是环境给了他一次机遇”，他认为市场经济为年轻人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李新有相似感受的是从北京辞职到深圳打拼的高伟，他曾在家书中向父母述说“下海”的感受，“现在我已进一步体会到深圳确是一个大舞台，而且比内地要大得多，每个人都有风险和危机感，过去的资历在这里没用，很多在内地是风云人物，到了深圳也只能委曲求全，也有的在内地默默无闻，在深圳却取得成就。”

“下海潮”涌动的背后，国民也见证了“不谈政治谈挣钱”的变迁，彼时政治体制改革不再在公共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后也未能像80年代的政改一样引起强烈反响。因此也有评价称，在南方谈话后，“力排众议，拨正船头”的邓小平重构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激进党转为以改革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政党。

国企改革　壮士断腕

邓小平之后，另一个以实干和务实形像享有巨大声望的国家领导人，则是在九十年代主导国企改革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不过，改革中的利益分歧将他推向风口浪尖，舆论态度分成两极，反对者称他为“经济沙皇”和“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支持者则以“铁血宰相”的称号来称赞他的魄力和决断。

当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背负著传统体制沉重负担的“老国企”因效益不断恶化难以为继，为了加快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央推出了被视为壮士断腕的“抓大放小”方针，即集中力量搞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企业，对中小企业则采取“放任”的态度，让其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优胜劣汰。

此后，“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让数千万国企职工丢了“铁饭碗”，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一些未得到合理安置的工人，因为难以承受下岗带来的经济压力，选择示威抗争来表达不满，大量个案触发社会矛盾。

“下岗潮”后来被看作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但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民众来说，无疑是人生一大转折。新中国建国时，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社会地位最高，待遇福利最优厚。但在一纸政令下，当了数十年“主人翁”的工人们却不能再与企业“共存亡”。

1999年的春晚小品节目《打气》中出现过一句经典台词“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当时被狠批为奇葩台词和在伤口撒盐，可见工人对“下岗潮”的委屈与感伤。在下岗人数为占全国之最的东北，吉林大学团队曾走访200多位下岗职工。在不得不接受失业的现实后，这些工人只祈求能维持生计，“能买米能买油，粗茶淡饭饿不死就行了。”

一些下岗工人在找到出路前，更要挨过一段迷茫的日子，辽宁沈阳纺织厂的工人王翠凤就经历过这段彷徨的时光：“下岗后我心情特别悲观，觉得没有出路，从年龄等个人条件来说，就是干什么都不行。”幸运的是，她后来依靠编织技能找到了第二次职业生涯，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变成“下岗再就业”的明星。

无论国企职工是像王翠凤那样成功“华丽转身”，过上更好的生活，还是在那段艰难岁月中一蹶不振，下岗潮的回忆对国民来说异常沉重。但阵痛过后，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最终基本实现，经“瘦身”后保留下来的更加精干的国企绝地复苏，并开始全面转亏为盈。

民营经济　兼容并蓄

在国企改革进行的同时，非公经济也有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民营经济进入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先富起来”的一群。1994年，美国杂志《福布斯》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上榜的内地富豪共有19名。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民营企业老板首次以自家财富形式向国人显示了实力。榜单问世后更引起各种复杂的反馈，有人对这份财富盛宴感到震惊和怀疑，也有人对这批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表示艳羡和嫉妒。

而对执政者来说，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定义这个阶层的性质，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章程》写道，党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尽管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意识形态的角色已经弱化，但民营企业家能否入党，依然长期饱受争议且非常敏感。

及至2000年，江泽民在视察广东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并于翌年的建党80周年讲话中，宣示在党员资格方面相应增加“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才令旧思维中被定义为“剥削阶级”的民营企业家，也可以“先进分子”的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于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三个代表”被写入党章，而民营企业家成为党员代表走上政治舞台，也始于这次大会。

作为当时其中一名党代表，江苏远东集团总裁蒋锡培受访时坦言，舆论氛围曾是民营企业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一些人根本不理解民营企业，不理解我们民营企业家，无论是表面的还是潜意识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变化，人们在观念上逐渐接受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此外，十六大的报告还明确提出要对私有财产予以保护，这也被蒋锡培视为“定心丸”，“我的财产得到了法律保护，心里更踏实了。”

在往后的评价中，中共接受民营企业主入党的动议被认为其历史中的里程碑，学者狄忠蒲（Bruce Dickson）称这是一项务实的举措，也是中共以“调适”自身来拯救自身；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亦认同，这是中共调整自身以适应中国变化中的政治现实。

究其原因，郑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当传统的统治阶级（如工人和农民）衰弱之时，企业家阶层的角色变得日益重要。拥抱新兴阶层必能使中共扩大其社会基础，而中共也必须尽量代表社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党能否维系其对日益多元的社会的主导，取决于它能否位于所有的社会力量之上，并协调这些不同且相互冲突的利益。”

改革之路　与时俱进

总的来看，邓小平一代新的改革思路是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分开，在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中，经济改革处于更重要的位置，政治改革变为次要。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在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商品意识、市场竞争意识都不强，规模很大但基础较弱的国家，实现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同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易事。而1992年至2001年这十年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经验可谓非常宝贵。

回看这条改革之路，无论是对市场主义经济的辩论，还是国企改革和下岗潮带来的社会影响，抑或是民营企业主入党的论战，都可以看到，每次改革必然伴随著争议与质疑，每次创新也必然制造新的问题。但在当时那个摸著石头过河的年代，邓小平定下了发展经济的实干原则，往后的中共领导人也采取比较务实和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处理种种危机，愿意以实际情况出发和接纳新事物，也有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去除一些沉疴痼疾。

而对于国民来说，也正是在“去政治化”的影响下，大部分老百姓保持政治冷感，社会心态温和，此后亦没有再出现八九民运、文化大革命等大规模政治风潮。另一方面，从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中获得利益的社会精英阶层也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他们更关心政权的稳定，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令九十年代进入一个“求稳定”的阶段。

实际上，在九十年的后半阶段，还发生了不少激励人心、凝聚社会的事件，其中包括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1998年战胜百年一遇特大水灾等等。此外，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轰炸一事引起国民激愤，反美情绪急剧升温。“弱国无外交”的屈辱记忆被唤醒后，中共“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处理方式也获得国民的支持。

及至新世纪来临，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首次在中国举行等事件，也反映中共领导的中国正愈发于国际舞台扮演核心角色。这种巨大的改变无疑也给了国民足够大的信心去迎接下一个飞速发展的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段“实干”的大背景下，人人都被提倡赚钱、拼执政业绩。在社会经济层面，之前的经济优先发展政策很快演变成了单面向的“唯GDP论”。而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背后，腐败问题初现，城乡差距扩大，并在下一个十年步入“躁动”阶段。

注：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理解中共对中国之意义，01中国将百年划分为八个阶段，于后续数周内，以八篇文章尝试刻画“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对彼时国人的意义。此为第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