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看中共百年・四｜台湾的“反共意识”是如何炼成的？
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就自视为中国绝大多数被压迫人民的代表，最后也因为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尽管中共在过去70多年的执政中犯过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因为其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列强控制、脱离贫困走向富强，因而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广泛支持，执政合法性至今屹立不摇。
不过，面对中共革命乃至建政后的巨大成就，台湾的视角则大不相同。许多台湾人很难正面看待并给予积极评价，更易聚焦于中共的缺点和失误，负面陈述中共建政以来的整段历史，乃至于将中共“妖魔化”为不可理喻的“恐怖暴政”。
台湾人这种对于中共难以冷静思考和理性讨论的心理状态，和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退来台后，对民众铺天盖地灌输的“反共”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在台湾戒严时期，一首台湾“正东儿童合唱团”录制的反共儿歌是这样唱的：
谁要是破坏了树上的鸟窝／小朋友们心里一定很难过／人民公社拆散了无数的家庭／小朋友们想想这是谁的错／共匪呀共匪／共匪呀共匪／都是你的错
从这首童言童语指控“人民公社拆散了无数的家庭”、“都是共匪的错”的歌曲，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台湾的政治氛围是如何的“仇共”、“反共”，收录该歌曲的黑胶唱片封套上还印着“响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加强国小育乐教育”，也反映这首歌是国民党“讨毛反共”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一部分。
当年经由国民党政府大力宣传、而在台湾广为流行的反共歌曲，还有《反共抗俄歌》和《反攻大陆去》，前者由蒋介石亲自作词，高唱“打倒俄寇，反共产，反共产／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后者则唱着“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许多老一辈台湾人都对这些歌琅琅上口。
“共匪”一词，本身即具有将中共贬为“非法土匪”的意涵；同样的，中共也会称呼蒋匪或蒋军，用来贬低或蔑称国民政府军队，双方可说是“相互辉映”，但也是因为国民党“容不下”中共，才有这样的后果。
早在1927年蒋介石宣布“清党”后，“赤匪”、“红匪”、“共匪”、“毛匪”等词就被国民党大肆用来贬称中共，到了台湾后更在各地树立各种“仇共”和“反共”标语，包括“杀朱拔毛”、“反共抗俄”、“消灭万恶共匪，解救大陆同胞”等等。今日这些标语在台湾几乎消失殆尽，但是在金门、马祖仍留有不少遗迹，见证了冷战时期的肃杀氛围。
1950年代是台湾“反共文学”的全盛时期，国民党政府当年确立了“反共抗俄文艺”、“战斗文艺”的文化方针，不仅台湾文坛要配合政府“反共”政策，就连民间通俗的布袋戏也肩负“反共抗俄”的剧码。例如有布袋戏剧团演出“女匪谍渗透”的官样剧本，戏偶的口白还要提醒民众当心“金钱、女人、匪谍”，力图向民众宣导“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意识。
此外，台湾戒严时期的教科书也充斥着妖魔化中共的内容。根据台湾文史工作者管仁健的研究，1958年的台湾小学国语课本，有大量描述“万恶共匪”如何残杀百姓、拐骗农民参军、欺压工人的文字和插画；1969年小学三年级国语课本的一篇课文《我们的家在大陆上》，还耸动地称“现在家乡变成了屠场，共匪是杀人的魔王”、“人民好像牛马一样”，并灌输台湾的小学生“反攻大陆”的概念，宣扬“我们要打回大陆去，把万恶的共匪杀光”。
1973年初版国语课本第11册第4课到第7课，则是一连四课的题目都叫《天堂与地狱》，分别由食、衣、住、行四方面，将台湾和大陆人民的生活差距，用“幸福的天堂”与“水深火热的地狱”来比喻。
而说到国民党反共教育最经典的作品，无疑是家喻户晓的《南海血书》。这篇文章署名“朱桂”译，发表于1978年12月19日《中央日报》副刊，伪称是“越南难民阮天仇”用血写成的绝笔信，控诉一家人死于越共的残酷迫害之下，阮天仇则乘船逃难，却漂流到南海上的荒岛上等死，最后他挨了40几天才死亡。
《南海血书》当年不但成为台湾国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籍，公务机关也大量发放，销售高达20万册，最后还拍成电影。然而，原文“译者”朱桂却在2003年坦承“阮天仇”是他虚构的人物、《南海血书》纯粹是配合蒋经国政府的威权统治所策划的虚构故事，令人备感荒谬和讽刺。
上述教科书和媒体刊登的“共匪暴行”现在看来或许十分荒诞不经，甚至有些“暴行”显得更像是国民党以前在大陆做过的事，但这的确就是国民党在台湾实施的反共教育。台湾社会的“反共”意识，可以说就是长年透过两蒋的政令宣传、反共文艺、妖魔化“共匪”的教科书，一点一滴积累、深入至台湾民众的思想意识。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时期也透过《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等法律铲除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势力，杀害和关押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左翼进步人士和无辜民众，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样的大规模白色恐怖肃清，在台湾形成闻“共”色变、“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恐怖氛围，也是促使台湾人普遍恐共、防共、反共的重要因素。
在两岸维持分断的局面下，国民党铸就的“反共意识”不但在解严后未消失，甚至很大程度被民进党继承了下来，并在民间持续发酵。
过去几年以来，蔡英文政府内政不举，刚好遇上中美博弈扩大的趋势，便搭上美国的这班车大炒“亡国感”，以反中抗中作为其执政重心。从订立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来“防范共谍”、用台湾所谓的“民主自由”批判中共的“独裁暴政”，或是接连有台湾名嘴夸张嘲笑大陆人“买不起茶叶蛋”、“吃不起榨菜”，将大陆人民想像成水深火热的“灾胞”，其实都反映了台湾社会浓烈的“反共意识”，及其衍生的对中共的恐惧厌恶和对大陆人民的鄙视心理。
70多年来跨越台湾蓝绿和省籍差异的“反共意识”甚或是“反共共识”，于是成了今日台湾难以理性、客观地面对中共百年来的历史和现实的最大绊脚石。
中共百年党庆在即，台湾政党与社会对此普遍无感与无语。但中共百年的论述与作为之中，台湾问题却是躲也躲不掉的重中之重，如何理解中共百年的意义，对台湾来说更是涉及安身立命的大问题。本组议题将站在台湾的视角，去提问中共百年对于台湾的意义与影响，从政治、经济、理论、思想面貌、历史与访谈等多重角度，组成台湾应有的中共百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