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十年】援藏政绩成官员升迁考核要素 中央地方齐“泵水”
记者走访西藏，除了一直拉着翻译东问西问“札西是什么”、“什么是阿佳”外，还有不少让记者印象深刻之处──诸如西藏各处也在播Beyond，喇嘛行金舖用iPhone背LV，还有拉萨的“北京东路”、日喀则的“上海广场”与那曲的“浙江中学”等“穿越”路名，也让记者想起在台北“罗斯福路”念书的日子。
不同省市的“冠名赞助”
不过西藏这些“穿越路”，与台湾的“罗斯福路”，又或香港的北京道、上海街等源起不同──1994年起，西藏各县市皆有所属的“援藏对口单位”；援藏单位多为沿海较富庶省市，如拉萨之于北京与江苏、日喀则之于上海与山东、那曲之于浙江与辽宁等。各省市无偿承包西藏各种公共建设，西藏各处之重要建设大多也被不同省市“冠名赞助”，而这种“赞助”程度超出你我想像。实情是“援藏”既是政治任务，亦是升迁考绩的重要考量，所以各省市官员对此无不尽心尽力。
“援藏”从1965年9月中共成立西藏自治区始即已陆续开始，在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与30周年时，更祭出“43项援藏工程”与“62项援藏工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省市，几十年间一直为西藏无偿兴建西藏无力承担的各项工程，大者如青藏铁路，小者如布达拉宫广场、西藏图书馆、拉萨机场至市区的公路等等。
萝卜之外的“大棒”
“援藏”范畴众多，除财政补助与工程承包外，亦有所谓“援藏干部”──西藏苦寒，在毛泽东时期以革命热情号召汉人干部入藏；及至邓小平时期始，中共由革命型国家向“正常国家”转型，加上毛泽东时期建立的汉人队伍亦不断老化流失，造成西藏干部短缺，“无人进藏”情况愈发严重；在1994年“对口援藏”体制确立，“援藏干部”与“援藏工程”一样，成为中央摊派至地方的“硬任务”。
当然，中共治藏并非只有援助一类“萝卜”，还有“大棒”。2008年3.14拉萨骚乱后，中共对西藏的“大棒”也从“台下”放到“台面”，除了于各寺院建立“驻寺工作小组”，在寺庙周边设派出所，广驻武警与公安外，又为各寺僧人“建档”纪录，整肃寺庙系统。
政教分离政教合一的矛盾
今年4月，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同时也必须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在现代化社会，政教分离是理所当然的原则，然而西藏长期以来是政教合一的地方。对中共来说，如何理顺政教关系，无疑是个关乎西藏稳定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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