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社工．倡议（二）】“一校一社工”不合时宜 须加驻校社工
“青少年问题”成为近年社会各界愈趋关注的焦点。家庭关顾功能失效，教育制度改革缓慢，孩子们身上满是社会问题的缩影。中学社工作为青少年成长的同行者，承托住学校和家长的期望，却囿于制度的桎梏和不合理工作负担，从守门员的角色滑落，“年轻人受到的压迫，有时并非我们社工处理得到。”
社福政策与社会制度层层相扣，当政策不随社会需求改变，当制度缺少前瞻性的规划，政府的服务永远只能处于“扑火”的状态。因儿童自杀数字及虐儿率上升，政府终于拟推于2018/19学年增加拨款资源，在小学落实“一校一社工”政策。相较之下，中学“一校一社工”政策推行十八年来始终未有彻底检讨，有何可取之处，又该如何因时制宜？孩子们的成长路越走越窄，需要的是抗逆力还是聆听陪伴？中学社工作为青少年成长中不可缺少的安全网，为何渐渐变得有心无力？社福政策应如何改革，才能托住下坠的孩童与背负生命的社工？
本文为中学社工专题第二篇，回顾推行18年的中学“一校一社工”政策，探讨漏洞和补救措施。
【中学社工】倡议专题
二. 【中学社工．倡议（二）】“一校一社工”不合时宜 须加驻校社工
五天半的工作时间内，中学社工一般有四天驻校，1.5天回到所属的服务中心。早上九点回到学校，可以上堂见学生，也可以在社工室等学生来咨询。午餐时间也适合留给学生。等待五点学生陆续离开学校，社工便着手处理写文书等行政工作。加班到七、八点，便可以回家。这是Florence形容的“风平浪静”的工作状态。
但“风平浪静”的时间零星可数。这半年来，Florence的学校时常“爆Case”，学生时常对她说，“你怎么那么忙，都见不到你。”见不到的时间，驻校社工往往奔波在去家访、去医院的路上，面对各式各样的沟通和协调工作，他们分身乏术。“这半年爆了很多Case，不止我这间学校，近年社会的一些风气或状况，都对学校有影响。”Florence认为，社会议题复杂化，社工面对学生早已不是简单接触和面对面倾谈辅导就可以解决。“要去了解背后的家庭情况和整个社会的议题，”她顿了顿，“每个学生的问题，已经需要放很多时间或者用很多的心力去接触。”
Florence喜欢接触年轻人的工作，驻校社工是能直接接触到学生的工作之一，还能帮助学生接触到社会不同资源。未入职前，Florence对驻校工作的想像，最为接近风平浪静的状态。“现时的教育制度下，学生已经被箍得好紧。社工室应该是让学生透气，或是属于他们空间的地方。”但一入校，Florence就要不停“扑火”处理危机事件，“基本没有空间做到我想要的理想状态。”
什么是理想状态？——“预防性的工作。”
不难想像，预防性的工作不到位，由潜在个案升级为危机或“爆Case”的机会自然会大大提升，一旦需要将大量时间投入扑火的状态，便没有精力维系预防工作。恶性循环下去，学生、社工，甚至整个教育体系的负担便只增不减，守护学生的这张安全网摇摇欲坠。
1. 政策18年未有彻底检讨 驻校社工人手不足
现时支撑中学驻校工作的关键性政策，是自2000年推行的“一校一社工”政策。回溯学校社会工作政策的演变过程，1971年，开始有社会机构实验性在中小学推行学校社会工作。1970年代，全港中学达到一名社工服务四间学校的比例，而1980年代已经开始研究将社工人手比例调整至1：1000。步入1990年代，人手调整至一名社工服务两间学校。令人失望的是，时至今日，社工仍要面对1：1000的人手压力。
2000年，政府落实“一校一社工”政策，当局解释，这是为了“充分善用现有资源为青少年提供适切的服务，以提供他们不断转变的需要”，同时，“亦会特别留意有较多学业成绩稍逊学生的学校的需要”。时间线拉回到当下，若依照政策的承诺检视前线工作状态，是否有善用现有资源、服务是否适切、青少年不断转变的需求有否得到正视、不同学校需求是否因地制宜，四大问题问题仍然存疑。
中学驻校社工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个案服务、小组活动和行政工作。曾有社区中心工作经验的驻校社工Alex透露，他有七成工作时间用于个案服务。坊间有声音认为，社工工作轻松，个案服务等同于和学生聊聊天，便能解决青少年问题。事实上，和学生谈话是为了“诊断”学生状态并发觉潜在个案，潜在个案一旦升级，社工便要花大量时间家访、进行转介工作，争取不同支援帮助学生。根据社联最新调查显示，社工平均处理个案时间需要19小时，自杀个案甚至需要33小时，但实际能够投入的时间仅有14小时。
“出去一趟需要三、四个小时，我留在学校可以看三、四个学生，”Alex解释，从学校角度而言，驻校社工外出便无法保证学校所需。对他来说，最难处理的是缺课学生或SEN（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缺课学生需要经常探访，“一个月可能要有两、三次去看他，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2. “不是没有资源，而是缺少整合与规划”
为增加学校辅导专业的人手，自2010/11学年，社署拨出额外开支，从非政府机构安排人手，增加20%的社工，业界称之为“0.2社工”。然而，这两成人手并非驻校社工，基本以1：4或1：5的比例，专门做学校小组活动，即预防性的工作。从小组活动层面而言，“0.2社工”可以为驻校社工分担部分工作，但在繁重的个案服务上，驻校社工仍是处于超负荷的状态。
学校小组和活动形式多样，包括工作坊、讲座等，不仅针对学生，还会涉及家长和老师。但有的活动仅仅流于形式，Florence指出，有些小组通过问卷形式了解学生，“一份很长的问卷，学生5至10分钟就完成，你知道那是乱做的。”问卷有什么效用？问卷可以判断学生的状况及其数量，Florence解释，“因为要量化，对拿资金来说，（若没有量化结果）你没有说服力，”问卷转化为数字，数字成为量化的工具，“但究竟有没有用，又是另一回事了。”
除了“0.2社工”，还有类似“好心情计划”引入的“0.5社工”。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社工，他们都没有驻校的要求，学生能见到他们的时间远不及驻校社工。几次简短的活动，很难建立起互信的关系。此外，由于做活动的社工未必来自驻校社工所在机构，要与驻校社工、甚至老师建立良好的关系、磨合工作方式，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若能整合这些社工支援，根据不同学校的需求增加相应驻校社工的人手，既能兼顾个案服务，亦能设计相对应对活动辅助，或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年来，一旦爆发学童自杀或虐儿事件，政府才急急忙忙成立委员会、增加资金。“为什么会这么多零零散散的（计划）呢？每次社会上有议题出现，（政府）都是丢一笔钱，就当作解决了，没有去想怎么样才能对改变年轻人的状况有帮助。”活动并非全然无用，Florence指，“不是要减少活动，而是当政府有资源的时候，应该思考如何应用。”她认为将“0.2社工”和“0.5社工”的资源重新整合，足够增加一名驻校社工的人手，“你多一个人，才能有常规的接触，才能同学生建立关系。”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为十间中学提供驻校社工服务，范围覆盖观塘和将军澳。一般中学驻校社工个案数字高达75宗以上，超过既定目标，在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对应的十间中学中，有两间中学的个案数更超过100宗，于是有的学校会自行多聘请一位社工。然而，在校本管理的背景下，学校自行聘请社工虽然有助于缓解驻校社工的压力，但由于该名社工隶属学校，校方未必全面了解社工职能，可能会影响专业工作。
3. “一校两社工”非空谈 社福规划应有前瞻性
“一校一社工政策都推行18年了，18年来有没有检讨过呢？”Penny表示，一众社工同工都认为应该检讨，现时的青少年问题早已不是18年前“一校一社工”可以处理得了了。“一校需要多少社工？当小学在希望有一校一社工的时候，中学还在叫苦连天。”“现在只能说‘好过无’，”Riva说，“这个说法都好惨，为什么不能再好一些？要‘好过无’？”
“政府没再改变一校一社工的计划，好像已经settle（定型）了，”立法会社福界议员邵家臻表示，“都已经一校一社工了，还可以做什么？”小学一校一社工提倡多年，政府终于决定于2018年落实， “现在在谈小学一校一社工，有趣的是，我们社区界和教育界连同一起要求小学社工+辅导老师+全方位辅导计划，即“1+1+1”，但（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中学都做不到，小学怎么做呢？他拿中学作benchmark（基准）。”
在邵家臻看来，政府缺少政策理性。“我不会用‘弹性’（来形容社福政策），而是‘自愿的’。现在政府不再用（五年计划）这种方式做社福规划，变成政治先行，‘政治’优先于‘政策’。所以压力很大时，政府就即刻做些事，用福利缓和社会矛盾。”在社会舆论和压力下促就的应激反应并不可取，例如当发生雨伞运动，政府便强调青年政策；当学童自杀潮涌现，便推动幼稚园和小学增加驻校社工。
小学终于会有驻校社工了，这样不好吗？邵家臻的语气低沉了一些，“如果（政策）是建基于学生自杀，我会不会好兴奋呢？这条路是要好多人无辜牺牲，才会走出来的。”2017年10月22日，为回应学童自杀潮，包括学生、家长、团体、立法会议员等一行人，举著写满自杀日期的黑布赤足游行，邵家臻走在队伍前列。那天阳光灿烂，众人神情静默。这段路，或许曾有逝者走过；这场游行，不知会留在多少人的记忆中。
现时政府和机构基本依靠一年一度的服务检讨，但不少社会服务早已负荷累累，服务轮候时间长、人手不足等问题有增无减，正视说明政府缺少中期和长期规划。自回归以来，政府的管治方向大体仍遵循“大市场，小政府”，以经济利益挂帅的思维主导城市发展，长期下去只会牺牲公众福祉。儿童及青少年服务仅是社会福利的一个范畴，政府规划应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方能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局势。
事实上，无论是社福界还是教育界，早有声音提出，中学驻校社工人手不及需求，倡议学校改为“一校两社工”。2016年学童自杀潮揭露学校安全网千疮百孔，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指出，“受精神困扰的人趋向年轻化，驻校社工负责全校近千学生，跟进个案亦趋复杂，”并呼吁增加驻校社工人手。尽管政府成立防止学生自杀委员会，并通过不同活动舒缓学生情绪健康的问题，但直到又一宗儿童虐杀案或自杀案出现时，政府才正视在小学实行“一校一社工”。问题是，难道要等到中学再出现令人痛心的事件，政府才要重视中学生的成长需求吗？
对于复杂化的青少年问题，驻校社工仅是了解问题的第一道安全阀，“一校两社工”也只是每间基本要求。政府应对全港中学的情况做详细的普查和比对，针对每间中学的需求提供弹性化的方案。例如有较多双非、低收入家庭、SEN等特定情况的学生，提供适切支援。
从人手和社福开支来看，达至“一校两社工”并非难事。根据社会福利署《社会工作人力需求系统报告书》，大部分社工系学位毕业生未能找到相应职位，学位职位一直供过于求，多年累积下来，社会绝对有足够人才应付“一校两社工”。从开支考量，根据2011年增加20%中学社工人手时，全年开支所需费用为2亿5,000万元，就2017/18社福经常性开支预算为798亿元，就算实现一校两社工，开支亦不会造成过大负担。从社福开支的青少年服务范畴来看，近四年青少年的开支比例增幅低于其他范畴，政府或应考虑增加相应开支，满足社会所需。
政府常言已经增加社福开支，从数字上来看的确如此。但数字不代表一切，资源能够与社会所需匹配才是根本。政府亦应避免数字管理的思维，使社会福利变成市场化的管理手段。在小学即将落实“一校一社工”政策之时，政府应同步检视中学驻校社工的实际需求，及早弥补漏洞，方能避免更多惨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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