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 防止虐儿问题纠结　前线社工挣扎“上报”与“不报”

“假如将个案上报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悲剧或可避免。”现职小学辅导员的注册社工说。五岁女童陈瑞临（临临）疑被父母虐待致死，各界力斥施虐者残忍，又要求检讨机制漏洞，然而，骇人事件背后，涉及指引、通报机制、人手不足，及保护儿童概念等等。我们要反思的，不只制度问题。

去年底，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被揭虐童，震惊各地。在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服务14年的中文大学社工系讲师陈倩娴当时接受《端传媒》访问，指本地防虐“‘安全网’实际操作都很好，一旦启动调查机制，社署、民间机构、医院、警方，都会通力合作”。

然而，事隔个多月，香港发生怀疑虐儿惨案，就读屯门路德会富泰幼稚园、停学逾两个月的临临，疑遭生父陈海平（26岁）及继母黄晓彤（27岁）虐待身亡，其八岁就读屯门兴德学校的兄长陈瑞逸（逸仔），亦疑遭虐打至满身伤痕。外界纷纷追问，“安全网”何在？老师曾否察觉有异？校方有否通报社署？“调查机制”在哪儿？为何这“操作很好”的“安全网”不安全？

一探之下，匪夷所思。富泰幼稚园校长余美英称，校方未见临临身上有任何伤痕。但据报，早有老师察觉临临有伤。兴德学校校长萧丽珊则说，校方发现逸仔有异，已安排社工跟进并转介至政府部门，但社署回应指，校方曾就涉事男童的福利事宜咨询署方，惟事后并无转介个案。

一切像是按足程序办事，但偏偏还是发生悲剧，并且出现互卸责任的“罗生门”。“假如（兴德学校）将个案上报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课，悲剧或可避免，因为社工一定家访！会看到整个家庭的情况！”从事小学辅导工作四年的黎柏然激动地说。然而，对于他们这些前线社工而言，这“假如”背后，面对不少“挣扎”，因为需要“上报”与“不上报”之间，存在一定灰色地带。

上报不上报　忧毁个案家庭

社署2015年修订的《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下表），当学校发现学生有异，可通知社工跟进，如社工认为可疑，会与校方成立辅导小组，若有需要，会将个案呈交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负责人员将召开由学校社工、老师、执法部门代表或医生等人组成的跨部门专业会议，以决定是否涉及虐儿案。整个过程需时约两周，若属虐儿案，将有连串跟进行动。

不过，什么情况才算“有需要”向社署上呈，界线并不明确；而更关键是，社工何时需要“上报”，也存含糊地带。

“有血痕、背脊花晒，当然会上报，但如家长一时冲动、次数不太频密，我可能未必上报。”黎柏然说，过去处理过不少令他甚感挣扎、怀疑虐儿的个案，“若是初犯，我们一定会接触家长、教育他们。机制上这些要上报，但实际并不会报──这些我已觉得很挣扎。”据黎柏然解释，社工除考虑儿童的伤势及安全，还要平衡其家庭福祉，因为“上报后要报警、验伤，整个过程好伤家庭元气，怕家庭承受不起”。

根据《指引》，“虐儿”的定义是“对18岁以下人士作出危害或损害其身／心健康发展的行为，或因不作出某行为以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危害或损害”，《指引》亦列举多个“虐儿”常见特征，并附有“危机评估指引”，以15项“危机因素”评估儿童受虐的“低危”、“中危”及“高危”程度，例如“身体虐待”这因素，三种指标依次为“没有受伤或轻微受伤”、“身体轻微受伤或出现无法解释的伤患”、“须即时接受治疗或留院”。

有18年社工经验、曾任职小学学生辅导员的龚伟森也体会到，前线社工不时陷入“上报”与“不上报”这两难局面：“小朋友自主能力相对较弱，即使施虐者是父母，小朋友仍然想和他们同住。另外，父母有机会被警察拘捕，小朋友会觉得自己做了‘衰人’，前线社工考虑到这一点，或不会上报个案。”《指引》列明，为受虐儿童制定福利计划时，必须了解和顾及儿童的意愿和感受，但要审慎行事，以确保能在他们的安全和意愿之间取得平衡。

拨款拉开待遇差距

驻校社工流失严重

社署自2000/2001学年起，在中学推行“一校一社工”政策，即为所有全日制中学派驻一名社工，以识别并协助有需要的学生。不过，该政策并不覆盖小学，即全港575间小学当中，并没有硬性规定要有社工，而是以“全方位辅导服务”的“一笔过拨款”，按需要自行选择自聘学生辅导人员，校方可与社福机构合作聘用社工，或继续聘用学生辅导主任。

由小学自由决定需要，产生了两大问题：其一，社工薪酬会被压低，且每年薪金加幅有限，导致流失率极高；结果，不少学校聘用薪金要求低而工作经验少的辅导人员；其二，中学及小学社工的培训及要求有异，任职小学的社工未必熟悉处理怀疑虐儿个案的程序，其警觉性亦相对较低。

有经验如黎柏然和龚伟森，尚且认为“上报”这决定不易做，年资教浅的社工怎么办？

“经验较浅的前线社工不明‘转介’或‘咨询’的分别，不足为奇。”黎柏然指，在教育局“全方位辅导服务”的“一笔过拨款”政策下，驻校社工流失率极高，“听过初入职社工只有1.2万元薪金，比标准入职薪酬1.9万低一截⋯⋯他们做两三年后，刚熟悉校内环境便离开，（因此）旧个案容易‘甩’，新人又要时间去熟习旧个案及与师生建立信任。”

根据教育局资料，在2017/18年度，5班至17班的学校，每所学校可获296,673元津贴，即平均每月24,722元，而18班或以上的学校，则可获593,345元津贴，即平均每月49,445元。

按龚伟森多年观察所得，社福机构一般以八成拨款聘请社工，其余两成则用以举办活动。至于由哪所社福机构向学校提供服务，则以投标决定，“小学会邀请社福机构入标，并在标书写下对岗位的期望，包括社工年资、服务种类等。收集标书后会开会审视合约，虽然无明文规定，但通常都是以价低者得，与政府采购情况一样。如非价低者得，就需要向教育局解释。”

培训不足　校务纷杂小学辅导难做好

龚伟森指出，由于社署规定中学驻校社工必须持有大学学位，而这类学生实习时一定要做个案辅导，“例如会去社署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或中学，自然较为熟悉处理如何虐儿问题”，但小学对辅导人员的要求较低，只需副学士或高级文凭毕业的社工系学生，已符合入职要求，“他们在学时未必需要做辅导或个案，可能搞大型活动、做专题报告已可毕业。”

至社工或辅导人员入职以后，中学及小学的培训亦有差异。黎柏然说，初入职前，教育局会为所有新的学生辅导员提供五日约40小时的训练，“内容包罗万有，但虐儿大概（只）有4至5小时。”教育局会邀请社署人员讲解，“有简介社署处理虐儿程序、个案分析等……就简介程序而言，他们做得好好，但具体关于如何分析个案的严重性，就没有提及。”据了解，在中学，社署平均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处理虐儿的工作坊，为时一天，由前线社工、社署社工、医务人员等专业人士担任讲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不同虐儿个案的处理方法、援引《指引》的条文，解释做法。

至于小学，由于是由学校聘任辅导人员，未必隶属于社福机构，其直属上司是老师或校长，除了未必具专业训练处理虐儿个案，若遇上问题，得到的支援相应也较少。另外，黎柏然说，小学社工同时要兼顾跟进个案及校务工作，“听过有社工朋友要帮忙带交流团、做家教会司仪、表演嘉宾，而我就要统筹课后补习班。”

面对繁杂校务，黎柏然经常面对艰难的抉择，“当我出席讲座时，若同时有学生告诉我昨日被妈妈打，我就唯有先找个TA（教学助理）或工友帮忙看顾学生……无办法，如果我不去讲座，一定会被校长责骂。”

这情况导致他未能及时照顾学生需要，令他也自觉“有负学生”，“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在他身边，小朋友的安全感会好弱。”

最后，就算前线社工好不容易决定“上报”，有时还会面对社署或遇到“弹case”的难关。龚伟森形容，驻校社工“上报”社署的过程是一场“角力”，因为署方基本上只接《指引》描述的“高危”个案，“有经验的社工会刻意将个案说得严重一些，例如说‘好担心’、‘希望社署会接’，不过前提仍是基于事实描述。”

至于从表面看是较轻微的个案，“例如小朋友被父母打，但身体只是少红、少肿，而且是在考试期间发生，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会（或会）界定发生次数不太频密，或与管教有关，这我几肯定会‘弹’回。过往，（中、低危个案）召开MDCC（多专业个案会议）的次数不多。”

龚伟森又补充：“社署不会明刀明枪，他们会称‘基于专业判断，情况不算严重’，又或者‘不是我们处理范围’，建议由驻校社工跟进。”至于个案严重与否，前线社工或社署社工的判断可能天渊之别，“老实说，‘专业判断’，有时是‘口同鼻拗’。”

而就算是在职社工，向社署求助也颇不容易。据香港政府华员会属下社会工作主任分会曾发新闻稿指出，向社署查询人士，一般需要以“书面形式”提出“转介个案”；不过，有前线社工表示，社署通常会在“口头沟通”阶段便婉拒跟进，“有些会主动问你是否需转介，有些教你如何处理、但不会主动开case……如果对方愿意多提供一些资讯，前线社工就会多明白一些。”

社署的难处，在于人手有限。据社署回复《香港01》查询，及记者翻查官方数据（下表），全港11间遍布各区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过去四个财政年度有168名社工及11名主任，社工平均每年处理7,599宗个案，（人均45宗），每年平均跟进2,359宗虐儿个案（人均处理14宗）。华员会社会工作主任职系分会主席梁建雄表示，社工工作量比英美同业多近1倍，他们除要跟进个案，还要兼顾紧急外展工作，严重个案更要花一至两年时间密切跟进。

本文原载于1月22日出版第96期《香港01》周报A10、A11版，现题为编辑重拟。

报章内文所刊之“虐儿组”全称为“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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