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孩子不坏．四】社工如一间杂货店乜都卖　每天辅导却只半小时

在某主流小学驻校四年的社工黎柏然觉得，小学辅导制度底下，驻校辅导人员犹如陷入工作泥沼，很难个别深入辅导眼前学生。他工作的学校位于公共屋邨，接触的学生和家长大多基层出身，双职父母不少。亦有学生的母亲患有精神病，社区缺乏照顾的资源，儿子不放心她一人在家，于是缺课。“贫穷、精神病等等，社会所有问题都会在小学里反映出来——反映在他们子女的身上。”他说。摄影：郑子峰（此为群育学生报导系列之四）

（驻校辅导人员）横跨的行政小组比副校长要多，有时甚至做表演嘉宾。

“每个社工也有后悔的事”

那主流学校能不能及早看见学生的需要？黎柏然坦言有难度。现时政府并无规定小学必须有常规驻校社工，在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的制度下，学校可自行选择向教育局申领津贴聘请学生辅导人员或购买社工服务，该职位职能横跨政策与组织、个人成长教育、支援教师服务和辅导服务，按他形容，如同杂货店。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曾经批评此制度未有同时设立学生辅导人员与驻校社工分工合作，即社福界所说的“1+1”制度。黎觉得辅导人员太校本，工作比重端看校长态度：“制度下，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学成长课、特殊教育需要学生（SEN）小组等等，横跨的行政小组比副校长要多，有时甚至做表演嘉宾，较少时间做个案跟进。要花额外时间，跟屋企背景较弱的学生建立关系。”他现时约有30多个个案需要跟进，有时也要伴着SEN学生、外出家访或探病，每天花在一对一辅导的时间大约只有30分钟，有时甚至整天没个别见过学生。

好多个案被家庭服务中心拒绝，但又知他们辛苦，正处理的个案可能更严峻，如果我的学生家长经常打仔，家庭管教相对太小事。

无法深入辅导学生的情绪行为问题，更遑论协助背后家庭，黎柏然记得有小学生跟他说被欺负，当时他正处理另一位丧父学生的问题，后来才知班上有欺凌事件。“我自问学生在校，我就在校，但我亦跟不了所有个案。资源紧绌底下，每个前线社工都有后悔的事。”

个案不够严重 无法有效转介

发现问题并作出转介也不容易。一个单亲的贫穷家庭，母子对立面虽大，他会先考虑转介社区支援、做家长教育，群育学校则是最后防线。但转介过程竟让人联想到卡夫卡《城堡》的无止境找寻。“最常转介的第一是教育心理学家，两星期来一次，当然SEN评估上帮了很多，但如果学生有事，难听点说可能等得你都死了。”转介去其他社区服务则面临个案不够严重的进退维艰，“好多个案被家庭服务中心拒绝，但又知他们辛苦，正处理的个案可能更严峻，如果我的学生家长经常打仔，家庭管教相对太小事。”

我们的生命并不完全，没有足够休息和成长，怎样跟学生相处？

“到几时有问题？直至要告阿妈虐儿，直接报上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为什么要去到这一步？在这之前，我找不到有效的转介服务，无人接到我们的个案。”有时为了改善家庭问题，黎柏然甚至要想方法去补位，例如把学生转介去相熟的青少年服务中心时，请社工与学生母亲见面，或超越权限做婚姻辅导。

黎柏然做社工的初衷，是处理学生情绪行为问题，再为他们连系社区资源。但初衷能无止境地燃烧吗？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于2015年调查发现辅导人员平均每周超时工作10.5小时，一年平均处理119个学生个案，意欲离职的人认为每年投标续约、工作没有保障，工作量太多，直指“不受尊重，仿如打杂”、“学校不重视辅导及SEN学生支援”。他不畏言，这样下去死的除了是学生，还有前线老师和社工，“我们的生命并不完全，没有足够休息和成长，怎样跟学生相处？”

在处理学生的情绪行为问题方面，主流学校正面对什么困难？追追赶赶学制底下，有几多落后的孩子？群育学校工作者认为既然自己与主流学校功能不同，那群育学校的成就，就是看见这些学生不再隐形，甚至能够帮助社会。详看下集，或延伸阅读群育学生报导系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