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中】公务员为何成为“教育”对象？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有关港澳部分提到其中一项工作是“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这段话反映了中央十分重视对于香港公务员的“教育”工作。
中央注重“教育”香港青年人并非么新鲜事，历届政府一直都有进行相关工作。从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香港讲话指出“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到后来时任特首曾荫权于2010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置独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都可以看出针对香港青年的“教育”工作从来未曾中断。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亦曾特别谈及“港澳青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到今年纪念五四100周年大会上又称“要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不过将香港公务员与青年人并列为特别需要“教育”的对象，并且在名次排序上将前者放在更为迫切的位置，就真的是习近平执政后才见。他在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里，首次提及“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今次《决定》重提此项要求，又在宪法、基本法教育之后加上“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显示中央对相关工作过去两年的进展不太满意。
公仆表现差劣惹起关注
香港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奉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中央必然视基本法教育与进行国情教育为应有之义，但中央特别强调“教育”香港公务员队伍，似乎也可从当前香港社会情况看到“迫切性”——反修例事件期间处理危机的表现差劣，甚至还屡次爆出有人参与非法行动。
习近平首倡“教育”香港公务员的前一个月，官媒《人民日报》还在刊出“港人治港”系列报道，盛赞香港的17万公务员属于“一流人材”，“也正是这支稳定高效、廉洁奉公、专业精细的公务员队伍，确保了香港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岂料两年多后，它的评论栏目竟发表了题为《香港公务员必须守法 公共机构要有公心》的文章，狠批香港有部分公营机构和公职人员参与违法示威、弃“政治中立”原则于不顾，“明明分内之事却表现得事不关己，明明是非分明却硬要颠倒黑白”，从中不难窥见北京对于香港公务员观感的转变。
相同讯息也可以见于其他大陆媒体，像是《环球时报》专访前港区全国政协常委伍淑清，表示香港现时情况暴露出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他们不懂得如何处理危机，没有能力，没有这个经验”，自称“政治中立”而对社会危机视而不见；对于个别公务员参加非法示威或游行，她更认为“这说明他们的脑袋是不清楚的，既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也不清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另外中央电视台下辖的“央视网”近日亦刊出评论文章，指斥那些被捕的公务员没能满足《公务员守则》的基本信念，“吃饭砸锅，背弃原则，令人不齿”。
虽然现时无论实际拘捕数字与官媒评论意见仍只看到办事不力或违反法律的公务员是“极少数”，不过这些问题毋庸置疑已经引起中央高度关注。四中全会《决定》高调地表示要对香港“公职人员”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言下之意就是以往这些工作做得不好，才导致一众公务员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不够，并且使得他们不会用心帮助政府处理社会问题危机。
港官国事培训进度落后
那么话说回来，香港政府近年对公务员队伍进行基本法与国情“教育”具体成绩如何？曾荫权提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2010年施政报告里，紧接着的段落便是要求公务员事务局“加强公务员对国家发展及国情认识的培训课程和交流活动”；随后公务员培训处于2011年4月便推出了“国家事务研习强化计划”，鼓励中、高层公务员在晋升后一定年期内参加内地院校举办的课程。至于基本法的培训方面，更是早在2007年施政报告便提出“会加强对公务员的《基本法》培训，除了为不同职级的公务员提供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外，亦会建立一套机制跟进公务员的训练情况”。
然而根据审计署去年10月的报告书，相关工作却被发现有着两大流弊：一来公务员事务局尽管订下了中层公务员须在六年内参加国家事务研习课程的要求，可是提供培训名额每年不足500个，当中空缺位置平均又占一成以上，数量逾万名的中层公务员根本没可能全部如期通过；二来公务员培训处虽然已为各级公务员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基本法核心课程，但其他决策局及部门居然无须向培训处汇报其属下人员接受培训进展，导致它掌握不到未参加课程的公务员人数以及应否采取跟进行动。以上现象透露香港政府过去在“教育”公务员一事上果然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
香港政府面向公务员的培训工作既然有所不足，而他们的差劣表现又引起了中央关注，那就难怪公务员队伍成为四中全会《决定》要“教育”的重点对象。无独有偶，早前公务员培训咨询委员会终于姗姗来迟宣布成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希望能透过咨询委员会听取来自不同背景委员的专业意见，以进一步加强公务员在领导才能、与市民互动沟通、应用创科、国家发展和国际触觉等范畴的培训”，浑然不觉中央已经指定香港公务员“教育”的方向，这似乎反证整个管治团队从上至下确实颇有接受“教育”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