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中】跳出“西化”框限　理解治理现代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10月底在北京举行，会后宣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对于部份香港人而言，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治理能力”，看起来都只是中共惯常的“空话”和“虚词”。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自从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上述概念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和能力，确实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在反腐、军队、司法等领域特别明显。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相关改革不断深化并展现生命力，愈来愈多人认为中国这一套治理念可能与西方体制一争长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无视这种积极的变化？

一提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许多人依然以旧日的目光来审视，认为这不过是专制、人治的美丽包装。这种观感当然不是毫无道理，毕竟到了今天，内地仍然存在官僚霸道、官员心态“宁左勿右”等情况。因此，当习近平在六年前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部份港台、西方和内地自由派人士曾经认为这会是中共摒弃“专制”，在政治上采取“西化”模式的先兆。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中共清楚说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因此对一些期盼中共将会在政治上走西方道路的人而言，这或许有“图穷匕现”的感觉。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不走西方旧路，并不代表中共拒绝自我批判，更不代表它拒绝“自我革命”，革除自身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诸多问题。

按部就班　问题导向

中共的改革是按部就班的，其解决问题的意识亦非常强烈。例如针对中国在文革后一穷二白的情况，中共自1978年起“改革开放”，并且凭借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成功在物质层面实施现代化。在解决物质问题后，中共采取下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牵涉更高层面、形而上的“第五个现代化”。

为什么说中共解决问题的意识非常强烈？上文提及的“四个现代化”无疑为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毕竟有其局限。《香港01》早前便指出，“改革开放”令中国经济结构出现深刻、积极的变化，但过程中亦难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令矛盾随之激化。倘若没有相应的“第五个现代化”，社会进步肯定会备受制约。

国家治理需要文明准则

中共今次谋求进一步推进“第五个现代化”，反映它已认识到，其治理能力还有不够现代化之处，但它没有回避问题，而是透过深化改革，解决“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问题。具体而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牵涉两部份──前者是指与管治体系有关的制度设计，后者则泛指官员干部在制度中发挥的作用。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最终目的都是建立一套经得起实践，使国家治理变得文明规范的准则。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第五个现代化”其实不只是中国的事，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世界都在看。过往二百年，基于西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优势，不少人习惯了“西方”等同“现代化”。问题是，近年不论是英国脱欧、美国政党政治两极化，还是西方政治模式输出中东后造成的危机，都说明西方版本的治理体系日益暴露出深层治理困境。

客观而言，四中全会亦坦承，“第五个现代化”要到中共建政100年才能全面实现，因此今天预测上述改革会否取得成效，确实言之尚早，但正如《香港01》多次强调，内地对改革的执念非常强烈，其对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改革的灵敏度，更是香港和西方政府难以比拟的。“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何不给一些时间和耐性，看看内地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以见善则迁的态度，从中反思香港自身的发展困局，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