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哭黄婆婆的 不只是罗致光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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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4月2日)立法会的公听会上,一名67岁的执纸皮黄婆婆向劳福局局长罗致光申诉近年“揾咗十份工无一份有人请”,被罗氏一句“可以揾劳工处协助就业”惹哭。
平心而论,黄婆婆是退休基层公务员,有公屋住,每月也有3,000元退休金,状况已不算太差,但以香港近年的物价通胀情况来说,自然还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我们不清楚黄婆婆为何不申请长生津,可能是因为她想保留一笔现金,以备医疗和生活需要(现时高额长生津的资产限额是15万港元);也可能是因为黄婆婆深刻认同政府所宣扬的“自力更生”价值,只想靠双手,不靠特首。
无论黄婆婆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都是合理而值得尊重的选择。但黄婆婆为甚么哭?哭,是因为劬劳半生,但政府却不愿意保障他们一个过得有尊严而舒适的晚年生活;哭,是因为她已经非常努力,已经顺应政府“自力更生”和“促进年长人士就业”的口号,即使年届67岁仍尝试谋职,但当面对市场问题,罗氏的回答却揭示出原来政府的配套措施是如此苍白无力,所谓“自力更生”,其实只不过是“自生自灭”的修辞说法。

拾荒者黄月娴在会上表示遭受年龄歧视。(立法会网页截图)

罗致光可恨 香港政府难道就没有责任?
 
罗致光作为社会福利学者、民主党创党成员,但对基层的态度如此凉薄,自担任劳福局局长以来,其推出的公共年金、逆按揭和长生津的退休保障组合,不但无助基层长者的退休生活,而在“收紧长者综援”一事上,更尽显其刻薄寡恩,对弱势群体锱铢必较的一面,委实有辱职守。
 
但就算罗致光下台,不代表问题就迎刃而解。“01观点”曾撰文指出,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在2015年担任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主席时,由其亲自制订的《人口政策——策略与措施》文件,就充斥了应对人口老化挑战时,须严控政府开支及规模的思维,恪守“大市场、小政府”的“神主牌”,而其始作俑者正是回归后首十年(1997年7月至2007年6月),包括董建华、曾荫权、梁锦松和唐英年等一众主事高官挟经济危机和财赤全面推动的“祸港”施政纲领。
 
举例来说,前特首曾荫权在一篇宣扬其“大市场、小政府”教义的文章当中,竟洋洋自得地将“地铁及领汇上市”引为政绩,并视之为香港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在今天读来,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市民应革新思维 全面批判社会深层次矛盾
 
罗致光再有本事,也无法制造所有问题。当我们今天一再对罗致光口诛笔伐的时候,更应该想想,究竟是怎样的学界和政界环境,将罗致光推到现时劳福局局长这个位置?有传罗致光与林郑识于微时,政策见解相近,究竟港府执政官员是在抱持甚么目光来看待香港面对的问题?罗氏曾经所属的政党——民主党——多偏执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答是非题,但长期忽略了直面埋藏在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是否也难辞其咎?
 
建制派更是如此。自去年陈凯欣击败李卓人,于九龙西立法会补选获胜,民主派的影响力日益式微,建制派、政府可谓坐拥大权,全面执政,今后香港政府再不能如董、曾、梁般诿过于人,“反对派”几乎没有任何阻缓政策通过的能力。如果官员不改变政治理念上的偏差、执行上的无能,终有一天,建制派的支持者难免倒戈相向。
 
甚么是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简言之,就是香港人回归前几十年辛勤积累的经济基础其实无法支撑起资源分配严重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不论是港英时期或者回归后,香港都身处一个政治社会经济受制于以商界和公务员共治的环境,但回归后由于大多数人将焦点集中于防御来自大陆的“专政文化”,官商共治不但没有被批判,甚至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全体市民每年缴纳的税款,只豢养了一群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官商利益共同体,他们懒于改变扭曲了的资源分配格局,社会上大多数人体验不到收入的上升,经济增长成果只会落入小部分人的口袋,这就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恶化的深层次原因。

香港人,你又需要一份怎样的《财政预算案》?(资料图片)

我们不得不追问,政府明明有能力兴建动辄以千亿、万亿元计算的大型基建,却为何无法推动全民退保?为何直到2019年的今天,港府还要65岁的长者苦苦守候多五年,直到70岁才收到“生果金”的微薄“敬意”?为何高额长生津的资产限额要设定在15万元这个苛刻的标准?为何每年《财政预算案》都了无新意,只懂得按照社会既定的贫富结构退税退差饷,回避了政府本应作为“资源分配者”的责任?为何罗致光的“退休保障组合”——强积金、年金、逆按揭和长生津——要帮助已经拥有一定资产的长者夯实其退休生活护城河,却要以削弱基层长者作为代价?
 
以上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指向一个事实,就是香港政府不单止将未来人口老龄化视为“海啸”,实际上更是将承担港人生活保障视为避之唯恐不及的“海啸”。黄婆婆伤自身遭遇,感官员凉薄,在立法会上悲恸痛哭,唤醒的不应该只是港人对罗致光本人的痛恨,更应该要了解到港府存在着千千万万的“罗致光们”,他们不会因罗氏本人的在位与否而有所改变。香港若要有彻底和真正的改变,必须要扩宽社会运动的想像,直面民主选举之外的社会经济结构,全面批判许多在香港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价值——“大市场、小政府”、“自由经济”、“简单低税制”、“自力更生”和“狮子山精神”——唯是,香港方有真正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