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智库调查　折射香港穷人地狱真相

早前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公布《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2019》（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2019），香港首次在该调查中“荣登”榜首，与新加坡和巴黎并列全球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
回想今年1月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香港政府随即沾沾自喜，发新闻稿以官方名义表示欢迎。但最近香港被EIU评为全球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时，港府却默不作声，装睡到底。
香港政府这种“报喜不报忧”的鸵鸟心态，令人侧目。“01周报社论”曾批评中央政府尚且会在工作报告中自我检讨，查找不足，但我们甚少在施政报告或财政预算案中看到港府高官坦承过失，自我反省的态度。面对民间疾苦，官员们不是视若无睹，就是耍弄小聪明，运用语言“伪”术文过饰非，这种管治心态只会离市民需要愈来愈远。

香港生活成本贵绝全球　损害长远竞争力
 
该调查报告已连续进行了逾30年，EIU每年两次针对全球133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超过160类产品服务的400多项价格指标展开调查，包括饮食、衣服、家庭用品、租金、交通、水电费、私立学校、家务服务和娱乐费用等。报告举例香港一公斤面包平均价3.91美元、一支330毫升啤酒平均价1.77美元、女士剪发平均价112.1美元，以及男士两件头西装平均价1,874.65美元，当中西装价格较十年前升幅接近120%。
 
报告认为汇率波动是构成排名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由于港元与美元挂钩，而去年美元走势强劲，导致香港生活成本对于企业外派人员来说，形同上升。但对于本地的普罗大众来说，也并非绝无相关。即在联系汇率下，由于政府不能通过上调港元利率促使汇率上升来打击通胀，因此面对经济及资产市场畅旺的环境，本地物价上升情况会更为严重。
 
最近适逢美国联储局在当地时间周三（3月20日）宣布议息结果，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又预期今年不加息，明年亦只会加息一次，同时计划5月起放慢缩减资产负债表的速度，9月底停止缩表。这等同延续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量化宽松”政策，国际流动资金将继续泛滥，从而推升资产价格。对港人来说，最感切肤之痛者莫过于房地产价格高处未见高，远远超出一般市民可负担的水平。

在EIU的调查报告中，虽有跟踪不同类型的房产价格，但此次并不将其纳入生活成本指数，其解释是在不同的城市选择相同的住房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并不代表房产价格与生活物价无关。早有学者指出，香港虽行简单低税制，但由于政府采用高地价政策，最终导致市民和各行各业面对昂贵的生活成本，等同市民其实一直都在非正式地缴交“隐藏税”。
 
上述量化宽松、联系汇率和高地价政策的三大宏观背景，是造成现时香港生活成本贵绝全球的重要因素。由此观之，政府经常宣传简单低税制让香港的营商环境更具竞争力，其实不尽不实，例如香港是全球三大生活成本最贵的城市中，唯一没有征收销售税的城市，但物价却不见得特别便宜。简单低税制虽可能方便公司节税，但人才本应是竞争力的根本，在高昂的生活成本环境下，试问又如何吸引海外人才愿意留港，甚至成家立室，长期为香港作出贡献呢？

香港穷人反较富人面对更大通胀压力　港府必须正视问题
 
有评论引述《财政预算案》，指2019年通胀预测为2.5%，水平相对健康。但如果我们观察过去的通胀数据，例如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年报》，可以看到在物价上升的大环境底下，穷人所承担的压力往往较富人更大。
 
在政府统计处年报当中，除了“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外，还会按住户开支范围的多少，分为甲类、乙类及丙类消费物价指数。甲类消费物价指数是根据大约50%香港住户的开支模式计算，每月平均开支在5,500元至24,499元之间；乙类消费物价指数是接着30%住户的开支模式，即每月平均开支在24,500元至44,499元之间；而丙类消费物价指数则是再接着的10%住户，每月平均开支在44,500元至89,999元之间。
 
对愈穷的人来说，食品、住屋、电力、燃气及水等牵涉基本民生的范畴，在整体消费物价指数变动所占比率就愈大。与2017年相比，2018年整体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为2.4%，但唯独甲类住户是高于平均通胀水平的2.7%，乙类和丙类都是低于平均的2.3%和2.2%。如果仔细看“租金（连差饷及地租）”部分，这情况就更是明显，甲类住户2018年租金指数同比变动率达3.6%，远高于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3.1%，亦高于乙类和丙类的3.1%和2.4%。
 
至于丙类比甲类高的情况也不是没有，但范畴比较不牵涉基本民生消费，例如丙类住户的烟酒通胀为1.8%，高于综合指数的1.3%和甲类住户的1.5%。而包括旅游费用和医疗服务收费等的杂项服务，丙类住户通胀水平为2.6%，亦高于甲类住户的1.2%和综合指数的2.1%。

但是在基本民生消费的部分，香港的情况却是市民愈穷，反而要面对更大的通胀压力，是造成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有赖政府承担起资源再分配的责任。但过去香港政府多年来最热衷的工作，莫过于是“一次性纾困措施”，包括公营房屋租金豁免、差饷宽减、电费补贴和考试费宽免等。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即使将上述“一次性纾困措施”纳入计算后，甲类住户面对的租金升幅压力仍然达到3%，远高于平均水平的2.3%，以及乙类和丙类的2.3%和1.7%。
 
值得留意是，在所谓“一次性纾困措施”后，丙类富户面对的租金指数升幅压力由2.4%减至1.7%，减少了0.7个百分点；而甲类穷人则只由3.6%减至3%，减少的幅度比富户更少了0.1个百分点。面对上述数据，实在教人不得不质疑，政府所谓的“纾困”究竟是纾了谁之“困”？港府究竟何时才愿意面对社会现实，切实提出政策应对，而不是一再利用所谓一次性措施愚弄社会，得过且过，然后每年继续引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自诩“自由经济”，却无视被掩盖在自由光环底下社会严重不公的丑陋面目。此掩耳盗铃的做法，徒然令人齿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