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案前瞻】港府神化“大市场、小政府” 掩盖高官祸港真相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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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观点”早前撰文批评政府在回归后首十年(1997年7月至2007年6月)的理财策略,是挟经济危机和财赤以全面推动“大市场、小政府”架构,在民生困苦的关头紧缩政府财政、削减公共开支,叫市民“自力更生”,是导致香港走上歧途,埋下今天各社会民生范畴严重矛盾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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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并非回归后特区政府首倡,早在1989年港英政府公布的《公营部门改革》文件,便已展开“大市场、小政府”的管治制度及文化变革。不过,当时关注的重点是提升政府组织的工作效率,要求公务员认清成本效益的重要性;后来虽然也有引进私营企业参与公共服务运作,如以外判、合约管理和公私合作等私营化手法压缩政府规模,但改革大致限制在“小政府”的层面,并未在各牵涉经济民生的范畴全面推展“大市场”。

1997年7月1日,彭定康登船别告香港,三名女儿落泪。(VCG图片)

回归后全面推行“大市场” 埋下今日社会矛盾根源
 
在卫奕信和彭定康担任港督的回归前十年(1987年4月至1997年6月),香港的“大市场、小政府”模式是呈矛盾现象。即一方面收缩政府规模,但港英政府由于财源充足及为应对政治信心危机,在经济民生方面却采取扩张策略,积极地投资于经济及社会建设,透过保障民生争取市民支持。包括彭定康在1992年施政报告提出社会福利五年计划,增加26%实质福利开支;在医疗方面则应允在五年内增加22%实质开支,即增加4,200张病床和13间新的公共诊所;在房屋方面更许诺在五年内平均每天兴建100个新公屋单位。
 
因此,从某程度上说,真正全面推行“大市场、小政府”架构的是回归后的特区政府,而且特别选择在香港面临经济危机之时,从市场撤退,放弃政府在各影响民生经济重要范畴之影响力。例如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就承认2003年政府为因应经济危机全面扭转房屋政策,收回定期卖地做法,改为只用“勾地”机制,实际上变成由地产发展商决定何时卖地,削弱了政府主导土地供应、影响楼市的能力;更宣布废止居屋计划,全面退出资助出售房屋的市场,只专注出租公屋,形成“政府主资助出租房屋、地产发展商主出售房屋”的新二元格局,破坏了原先的“公屋—居屋—私楼”三层房屋阶梯。

“勾地”制度在发生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1999年推出,初期与拍卖官地制度并行,但后者于2003年停办,于是之后“勾地”成为政府唯一供应土地的机制,由地政总署定期列出公开的土地储备表,俗称“勾地表”,按市场需求,由有意买官地的人士(主要是地产发展商)主动提出申请“勾地”并报出底价,若合乎政府估价之水平,便可“勾出”作招标拍卖,价高者得。
张炳良,《不能回避的现实:回顾任局长五年的房屋政策》

如果不是政府当初在香港面临经济低潮时采取错误的紧缩策略,根本用不著在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由林郑月娥来宣布“政府重建置业阶梯,希望通过扩大公营房屋比例,尤其是资助出售房屋,为市民带来盼望。”

本届政府的房屋政策是以置业为主导,清楚说明了置业阶梯。(资料图片)

市场化如泼出去的水 泼时容易收回难
 
除了将关乎民生的政策范畴交由市场主导,致遗患至今,政府在香港经济低潮时还推动了一系列私营化政策,以真正确立“大市场”格局,当中又可细分为出售公共产业、公共机构市场化,以及服务商品化三大方向。
 
林郑在2017年竞逐特首时,曾提到关乎民生的“三座大山”,分别是领展、港铁票价,以及强积金对冲。当中除了强积金对冲无关乎私营化政策,政府也已经订定了时间表目标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获得立法会通过赋权法例,并于通过法例后两年取消“对冲”外;其余两座“大山”——领展和港铁——均与政府在香港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短期财政收益所做的私营化蠢事直接相关。

林郑月娥过去在选举期间,曾以“三座大山”形容三大民生难题,分别是领展、港铁票价,以及强积金对冲。(资料图片/吴钟坤摄)

在2003/04年度财政预算案当中,当时香港经济已有“见底”迹象,政府也明言本港经济趋势向好,2002年经济实质增长2.3%,较2001的0.6%显著回升,但政府为了削减赤字,竟然制订一个五年内将价值1,120亿元政府资产出售或证券化的计划。其后房委会重新检讨公共房屋政策的运作架构,开始将180个屋邨商场及八万个停车场车位的管理彻底私营化,在2004年将这些服务卖给一间上市的领汇公司(后改名领展),获利320亿元。
 
为了区区320亿元——在2018/19年度,政府为宽减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利得税和四季差饷的“派糖”措施已花费高达433亿元——基层市民在过去十多年却为此承受物价腾贵的代价,是否值得?即使选择回购领展,以现时领展已将近2,000亿元的市值,政府就会变成在经济低迷、价格折让时出售资产,而又在经济好景、资产溢价时收购的“冤大头”,难怪林郑也感叹对领展问题“束手无策”。
 
之所以“束手无策”,论其根本,就是因为政府公共开支仍然可以跟随财政状况调整、或增或减;但是政府一旦将资产“市场化”,就犹如“泼出去的水”,泼时容易收回难。当时政府为了惧怕一时财政赤字,而作此遗臭多年之举,着实得不偿失,尤其值得日后港府理财官员深戒。
 
在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当中,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减少提供直接服务,做“舵手”而非划桨人,发挥市场导向,并诱发市场的竞争性,故须“大市场、小政府”。不过,在2005/06年度财政预算案提出的地铁与九铁合并,将铁路私有化,反而令到港铁公司形成垄断局面,多年来“可加可减”机制都“只加不减”,工程丑闻层出不穷,看来理论与现实始终存在一些距离。
 
今天来重提这些旧事,并非为了“鞭尸”,而是政府应该彻底全盘反省自回归以来往往被视为施政纲领的“大市场、小政府”框架,及其已经造成的伤害。唯有迷途知返,重新承担对经济及社会建设的责任,作资源投放及长远规划,香港政府才能重新赢回香港市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