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导演致信林郑吁支持本地纪录片　秘书回信：已交商经局跟进

每年3月至4月，香港举办的电影盛事连连，国际电影节（HKIFF）、金像奖、鲜浪潮国际短片节、国际影视展（Filmmart）……除了吸引大量本地或远道而来的影迷，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制片人、投资者、发行商参与其中。Filmmart今年更首次设立“纪录片世界”展区，有100间参展商参与，并有专题论坛讨论亚洲纪录片的市场。香港本地的纪录片，近年发展可谓有目共睹，制作数量虽不多，能上院线的更少，但话题之作却也一部接一部出现，新导演也一个个崭露头角。然而，香港纪录片仍面临种种困局，发展人不如近邻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曾经凭借纪录片《颖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夺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的杨紫烨（Ruby Yang）导演，近日致信特首林郑月娥，希望政府能支持香港纪录片的发展。信件发出后，杨紫烨与传媒见面时谈到已收到林郑月娥秘书回信，回信仅提到已交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跟进。

三十多年后回到香港，看到一群很有热忱的年轻电影人，做着有意义却没有人支持他们做的事，也欠缺放映场地，我认为，社会有责任好好扶持他们。

为何要支持纪录片发展？

以梳理香港纪录片发展脉络为职志的香港真实影像协会，创办人之一的张铁梁去年接受01文化访问时说：“我们一讲电影，你一定先想到剧情片，很多人甚至会将纪录片与电台或电视节目划上等号。”去年，协会举办“从八十至九七”的专题放映，选片多元，就是为了破除一般人对纪录片的固有看法。

我认为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分界其实是不明显的，很多剧情片其实像纪录片，而纪录片也非常戏剧性，就拿我的《陆上行舟》来说，虽然是剧情片，但他不也是在记录一个狂人想在雨林中建造歌剧院的实录吗？电影对我来说，就是电影，没有什么剧情片或纪录片的分界。

本质上，纪录片也是电影，它通过影像的方式、 说故事的技巧，将观众带到另一个世界。纪录片的题材亦相当广泛，而且都带有重要的讯息，把一些本身不受关注或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人与事，带到大众眼前；对于观众而言，纪录片也是认识世界、扩阔视野的一种方式。《颖州的孩子》，呈现爱滋病感染儿童的生活状况，引发世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音乐人生》带起对教育的反思；《伴生》是一场深刻而感人的生死教育；《看见台湾》，让人看见美丽台湾的另一面……国家地理频道的自然纪录片，让人为地球之壮丽赞叹不已之余，也能激发观众关注环境和动物保育。

纪录片也有一定的观众群。本地代表《音乐人生》2009年上映后，取得过百万票房；过江龙《不老骑士》2013年在香港也有130多万的票房，刷新了香港华语纪录片的票房纪录。这样的成绩，与不少商业剧情片相比，也绝不逊色。作为影视交易平台的Filmmart，今年为纪录片设立展区，并吸引来100间参展商，也足见纪录片有产业价值。

倡金像奖设立纪录片奖项　鼓励纪录片创作

“香港电影”曾是香港的金漆招牌，但我们说的“香港电影”往往不包括纪录片。香港电影以商业类型片见长，业界向来不重视纪录片，从金像奖创办37年至今未有设立一个纪录片专门奖项，已可见一斑，而相比，奥斯卡早于1942年便设立纪录片奖。多年来虽也不乏有心人倡议金像奖设立纪录片奖，以支持纪录片发展，但至今未能实现。杨紫烨在此次公开信中，也向金像奖建议设立纪录片奖，不知能否真正引起金像奖协会的关注和讨论。

事实上，金像奖并不排斥纪录片，张经纬执导的《音乐人生》便曾入围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剪接、最佳音响效果、新晋导演四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新晋导演奖；但因为没有纪录片奖，入围金像奖的纪录片要与众多剧情片竞争，对纪录片其实相当不利，毕竟纪录片和剧情片是相当不同的片种，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是“真实”还是“虚构”。

香港并不缺乏纪录片观众，而且大部份为40岁以下的观众。政府如果能在场地和资金方面提供协助的话，则能带动香港人观看纪录片的风气。

建议奖纪录片纳入资助　设立恒常放映场地

《音乐人生》以10万元制作预算（导演于一次访问中提到），取得100多万元的票房，又先后获得金像奖、金马奖的认可，坊间口碑也不错。但这样一部可算大获成功的纪录片，也并没有改变香港纪录片的局面。电影公司对于投资纪录片依然缺乏兴趣，即使纪录片制作者转而去找政府资源支持，政府同样以商业回报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考量。电影发展局的“电影制作融资”及“电影制作资助”计划，均明确写明申请电影须“获确认为商业上可行”，尽管不少获得资助的电影上映后都票房极其惨淡。电影发展基金创立十年来资助过的31部电影中，票房最低的只有327元，令人怀疑“商业上可行”这项标准到底要如何计算。

目前，香港纪录片的制作资金主要来自民间机构，《音乐人生》、《争气》、《乱世备忘》、《伴生》这四部近年较为人熟知的记录片，分别由CNEX、利希慎基金、影意志和东华三院提供资金支持。2015年，已回港定居的杨紫烨，得到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利希慎基金、CNEX和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的协助，创立香港纪录片拓展计划，通过纪录片教育、奥斯卡纪录片大师班、香港纪录片种子基金等等培养纪录片制作人才和观众，至今举办了40场放映和座谈会。于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该计划更邀请了荷索、原一男、杨力州等知名纪录片导演举办讲座。

香港纪录片种子基金至今已资助了8个项目，不过杨紫烨认为，仅仅依靠民间资源来推动纪录片发展，是远远不够。她也提到纪录片制作成本在上升，尤其是有些非本地题材需要飞到外地拍摄。与杨紫烨一同出席分享会的年轻导演之一，马兆姻的《Gateless》就赴柬埔寨拍摄三个月。杨紫烨在致林郑的公开信中提出，现以资助长片、剧情片为主的电影发展基金应将纪录片纳入资助范畴，并因应纪录片的特点，对资助条件作出修改，如对片长的要求。鲜浪潮已经证明了，短片有助于培养年轻导演迈向长片制作。

因为缺乏资源，香港出产的纪录片固然是少，但即使千辛万苦完成了制作，能够在商业院线上映的也差不多一只手可以数完。陈子桓执导的《乱世备忘》、林子颖执导的《地厚天高》，虽有一定话题性，却也进不了戏院，只能作社区放映，或在学校等地方作有限度的放映。商业院线不引入这些纪录片，是商业还是政治考量，我们不便于揣测，但如果政府也认同纪录片有社会意义，理应肩负起推动纪录片发展的责任，或许应该认真考虑为纪录片提供放映场地。智利纪录片导演Patricio Guzmán有句名言：“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如一个家庭没有相薄。”林郑月娥曾谈及对香港年轻人的期望，是希望他们成为有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世界视野的人。而纪录片其实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媒介。

分享会上，一位记者说到政府不想支持纪录片发展，可能正是因为纪录片的社会性太强。杨紫烨则回应，事实证明，纪录片愈受打压，只会令它愈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