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纪录片渐擡头　惜难成教材　老师︰学生有机会“瞓晒”

本土意识提升，年轻人在问：我们是谁？当今天的历史教科书无法提供答案的时候，不如将目光转向历史的另一种载体——纪录片。我们从纪录片里聆听他者的声音，了解先人的过往，可照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我们自己；比起历史书这一面镜子，纪录片能见到更多的细节、更多的面貌。今天，香港的纪录片依然匮乏，年轻人也不再满足别人给予的答案，他们有意识地拿起摄影机，成为历史的书写者。摄影：梁鹏威、李泽彤、马熙烈、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文关怀补历史不足　导演与观众的即时互动

纪录片的功能之一是纪录真人真事，通常与当时的社会议题乃至文化意义有所扣连。每个人都在历史当中，但历史书只提及帝王将相等少数对大历史有影响的人。文化评论人郑政恒认为：“相对于主流剧情片，纪录片一直比较边缘，但有独特的角度与活力，最重要其实是人文关怀。”他认为香港独立纪录片比较微观，通常从对个人的关怀出发，从而引伸到更大的社会问题，补充了历史的不足。他以张经纬的《音乐人生》为例，指出拍摄纪录片离不开对人的关怀，如《音》就是拍摄音乐天才黄家正的成长故事。而黄家正个人的成长，却折射出不少社会状况，如港人的亲子关系。

郑政恒形容纪录片是回溯已经发生了的事，再去加深反思层面。或许是边缘化的原因，香港纪录片反而有另一层惊喜—即时互动。“纪录片虽然的确有传统纪实作用，但公映机会不多，难引起关注，亦难形成文化现象。不过，香港的纪录片导演通常会现身说法，如我印象中张经纬就经常出席活动。这种做法使纪录片从文本层面变为公共层面，从而上升为公共讨论话题，这点非常重要。”不同于电视纪录片，纪录片导演能够亲身说法，与观众讨论是尤为重要的，是纪录片生态的重要一环。

纪录片具感染力　主流教育缺影像培训

“与大众传媒、教科书相比，纪录片具有感染力，能够令学生有更深感受，帮助投入甚至参与议题。”中学通识教师曾瑞明认为教育的意义是沟通，纪录片在这方面有优势，因为纪录片拍摄的很多时是真实景况，情感部分强很多。“以《少年滋味》为例，其实讲的问题都很普遍，不过纪录片使人进入更耐心的聆听状态，使人能够真实进入，扣连的不只是作品与作品里的人，还有社会，所以纪录片特别具有力量。”

不过，纪录片在教育中的地位却不乐观，这点与主流教育制度不无关系。曾瑞明反映，课堂时间受规限，能够播放纪录片的时间不多，但又不能选段或节录，因为会影响观影感觉，毕竟电影是整体，剪接也尤其重要。

“更根本的问题其实是教学文化。香港习惯以工作纸或教科书快速取得概念，学生没有太多影像欣赏的培训，而且通识科时常重视‘平衡’，有‘持份者’的概念，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很平面的标签。纪录片虽然很多时有立场，却可以反映比较复杂的身分与立场问题。”曾瑞明又说，不要说学生，连老师本身也对纪录片没有多少欣赏能力，播放纪录片很多时只限于“各打五十大板”的时事记录类电视节目—这些节目的传播平台虽然广泛，却没能深入议题。

“现在很多学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回事，也很少反思日常，对历史更是没有兴趣。纪录片其实是很好的媒介，可以帮助投入感受，好的纪录片甚至可以推动兴趣。《八九点钟的太阳》帮助了解文革更多，张虹的《中学》我试过在课上播，还有每次班长选举我都会播《请投我一票》，多少令他们有所思考。”曾瑞明续指，观赏纪录片作为教学部分，其实对老师和学生都是挑战，因观赏本身需要耐性和专注，而香港学生普遍未具备这种基础素质，在课堂上播放纪录片，“他们有机会‘瞓晒’，或者说‘不如教返书’。”

拍摄同时参与　客观不等于没有立场

纪录片组织“影行者”从2007年至今制作的纪录片，大部分以旧区重建、社区文化保育及抗争运动为主，当中不少被拍摄者是主流媒体忽略了的声音。影行者认为，主流媒体是有能力垄断信息的传播者，而不少社会边缘人群，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传播能力，也导致他们的声音被埋没。影行者希望照顾这些被隐没了的声音，不只是拍摄他们，而是拍摄者也参与到行动与讨论之中，鼓励草根群众尝试拍摄。在影行者看来，纪录片是一种艺术创作，而创作是个人透过重新组合生活经验来与社会交流的方式，是一种文化权利。透过这种集体的纪实影像创作，影行者希望与草根群众一起寻找创作主体的不同可能性，开放艺术创作民主化（而非民粹化）的可能。

“客观非常重要，但不等于中立，客观是不断检视和反省，并非无意见无立场。很多人会混淆有立场和客观，但其实大的立场里也有很多小的立场。”影行者认为诚实的纪实录影必定是围绕真实的生活经验，因为人无法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去生活，因此真诚的作品必然是本土的。然而，一个“开放性”的本土认同非常重要，需要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生活经验及立场。“相对于剧情片，纪录片的成本较低，的确有机会成为民间论述，使声音变得多元，不过能否沟通交流，其实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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