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背后】纪录片导演眼中的：雨伞运动、少年棒球队与粤剧发展

纪录片在香港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缺乏拍摄资源，也难以获得在院线上映的机会，能引起社会关注的作品更寥寥可数，但每年仍有不少人拿起摄影机，对准不同的人与事。有的导演受社会运动启发，持续记录相关议题；有的导演关心教育与文化传承，看到主流社会之外的另外一套价值。　摄影：黄宝莹、陈嘉元、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没本地食物的超市　遭忽略的生产者

反高铁运动三年后，陈浩伦在2013年完成了《稻米是如何炼成的》，这是他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的成名作，纪录了反高铁运动后菜园村生活馆种植稻米的过程。1983年出生的陈浩伦，毕业后加入香港电台从事新闻采访工作，接触了不少社会议题，2008年后开始独立创作，这样一位年轻导演为何对本地农业产生了兴趣？

“生活馆有不少是认识了10年以上的朋友，最初是因为看到同年纪的朋友突然去做农夫，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于是想要了解他们。”陈浩伦的第二部纪录长片《收割，开路》仍是以新界农业为主题，探讨政治与城市发展怎样影响本地农夫的生活。“香港人很为超级市场感到骄傲，因为全世界的食物都能买到，但一个地方的超级市场没有本地食物其实很危险。生产者很重要，但总是被忽略。”

比陈浩伦年轻4年的陈梓桓，大学时读的是公共政策，对政治议题一直很关注。在雨伞运动的纪录片《乱世备忘》之前，陈梓桓拍过两部“伪记录片”，《香港人所不知道的》针对东江水问题，《作为雨水：表象及意志》则讲雨水与气候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两套短片都用阴谋论与虚实相交的手法，表达了他对时政的意见。

理论不及现实入肉　拍摄代替文字

2014年七一占中预演后，示威者一个个被警察捉上旅游巴的场面，让陈梓桓感到震撼：“我自己本身读政政，读过公民抗命等理论，但直到那天见到一个个不同年纪的示威者被拉上车，才真切知道什么是公民抗命。”那时，他已萌生拍摄的念头，“那些东西我觉得用文字处理不了，但当时还未决定拍什么，直到伞运罢课时，才开始在现场找故事，偶然认识了一班年轻人（《乱世备忘》里的受访者）。这班人又好像拥有一些我失去了的特质，所以想把他们拍下来。”

陈浩伦和陈梓桓，两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不约而同地穿了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长裤来接受访问。两人早在2013年已认识，当时陈梓桓想邀请陈浩伦演出他的“伪纪录片”，陈浩伦却回绝：“不是真的就不拍。”两人接触纪录片的原因与经过都有所不同，创作的理念和态度也有相异之处，然而，纪录片对于他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是拍纪录片你不会进入某个世界，也不会了解更多。纪录片的形式本来也有很多值得试验和发掘的空间。

最自在的创作方式

陈浩伦其实也有拍剧情片，但长片作品则以纪录片为主，拍摄纪录片主要是因为在港台从事新闻工作，记录自然而然成为了他最熟悉的创作方式。陈梓桓也坦言，最初其实是想拍剧情片，但因资金不足转拍成本较低的纪录片，后来却成为了更舒服的创作方式。“即使是虚构的故事，用纪录片的形式会令我比较自在。”陈梓桓说。

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自我质疑”是吸引陈浩伦继续拍下去的原因：“接触一个题材或一个人，通常会有预设，但真正拍摄的时候其实大不相同。起初我以为种米只是插秧收割，但原来不止，还有很多修修补补的细节。拍纪录片还有一种预设，你以为受访者什么都能解答你，但原来不是，他们自己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你只能不断求变。”

一旁的陈梓桓也表示认同：“你认为会出现的通常没有出现，但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惊喜。寻找素材需要耐力，这点大概与剧情片不同吧。”陈梓桓形容，一边拍一边检视众多的素材，就好像在大海里漫无目的地寻找终点，“不过是好玩的，如果不是拍纪录片你不会进入某个世界，也不会了解更多。纪录片的形式本来也有很多值得试验和发掘的空间。”

纪录片需要你一开始时很谦卑地请教和接触拍摄对象，等对方打开心扉才愿意给你拍，愿意给你进入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人际网络和社群。

从镜头细看主流外的人与事

媒体经常以“怪兽家长”、“直升机家长”形容当下家长对子女的溺爱和过度保护。在优秀的学业成绩与快活的成长之间，家长有无挣扎过？“我带着疑问去与香港少棒联盟的家长倾谈，感受到另类家长的矛盾，不给孩子玩不是，给他们去玩又担心，我的拍摄过程正是他们经历挣扎的过程。”导演葛思恒（Ada）在《家长应援团》里拍摄香港少棒联盟（少棒）的两个家庭，从这项孩子打球、父母管理球队的运动中，探索充满矛盾的亲子关系。

整个拍摄过程让我与两个家庭一同去成长、摸索，学习各个角色怎样运作，最终我亦能了解这些另类家长关心什么。

Ada是成人棒球业余队的队员，经常在练习时看见少棒的家长积极参与子女的运动，有的做裁判、计分员，有的做摄影师，记录练习过程。家长如此投入的情景，令Ada心产疑问：“虽然太阳很晒，但家长踎足一日，陪孩子练习三小时。有的即使小孩长大了已不再打球，他们仍继续留下来做裁判、计分员。我开始问究竟这运动给了家长什么？这种亲子关系是怎样形成的？”Ada于是找少棒家庭倾谈，最后有两个家庭愿意接受拍摄。

Ada将构思写成计划书，参与2011年CNEX纪录片征案大会，最后成功获得资助。CNEX是非牟利的民间文化组织，每年举办不同主题征案，支持两岸三地的导演制作纪录片。获得资助后，Ada花近一年时间跟随两个家庭去练习，又到台湾拍摄比赛，找来台湾朋友黄郁芳作联合导演，制作成30分钟纪录片《家长应援团》，该片亦在本年的华语纪录片节中放映。

为未来追溯历史留下种子

Ada透过拍纪录片带出教育议题，而80的导演卓翔则以纪录片唤起社会对戏曲演员的关注。他的《乾旦路》讲述两位本地粤剧男演员从小醉心粤剧，一心想成为花旦，但粤剧很少有男性花旦，因此不为主流剧团所接受；《一个武生》则讲述青年昆剧武生阳阳被师父柯军挑选为昆剧武生继承人的故事，虽然昆剧于2001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白先勇等文化界名人大力推动，但卓翔曾访问一众年轻演员，他们大多不确定会否继续演下去。

卓翔多年来在剧团“进念十二面体”从事统筹工作，认识不同戏曲演员，又与他们结为好友，了解年轻演员的挣扎，他认为这些故事很重要，便以纪录片的形式使传统戏曲得以“传开去和留下纪录”。“大家未必当下急着去看纪录片，但只要留下纪录，以后大家便可以追溯戏曲的发展。”卓翔说。

你和被访者的关系是好好玩的，他才是“写”剧本的人，他给予你看哪一面，很影响故事如何走下去，而我是作出反应的那个人。

关注被遗忘的艺术人　填补题材空洞

他又指出在香港制作本地纪录片的重要性，“香港的电影市场正在萎缩，以本地故事为题材的电影较少，大部分电影都不是在香港拍的。就算是香港导演，在香港拍戏，拍的也以类型片居多。而类型片与香港人的生活有距离，很少回应当下、一般人的生活，大多是有关英雄的故事，与大多数人的生活脱钩，而纪录片则填补了这个空洞。”以他两部纪录片为例，题材为被遗忘的年轻演员，他们正用“身体去记录将会失传的传统文化”，同时亦是年轻人成长的故事，人人都能从中体会成长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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