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动】 骚乱、镇压、再骚乱！五月风暴下的追逐战

1960年代的5月，似乎格外躁动不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香港的六七暴动，以至法国的五月风暴，均发生在5月。有趣的是，1967年5月的香港骚动纷起，因此也有人称这个月发生的连场乱事为“香港五月风暴”。本报上期指出，文化大革命风潮以及澳门“一二．三事件”促使香港激进左派有意向港英政府发起“文攻武斗”，是以他们参与了1967年初的多场工运，最终香港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在防暴警介入下意外成为六七暴动爆发点。然而，一场发生在新蒲岗的骚乱，为何会演变成波及全港、为期达半年的暴动？就此，本文将回顾发生在5月的三单骚乱，看看五月风暴是如何逐步升级，吹袭全港。

（本文原载2017年5月2日《香港01》周报第58期B14-15版，按此订阅周报）

5月6日︰新蒲岗大有街骚乱

香港人造花厂工潮始于1967年4月29日，当日有工人于西区总厂及新蒲岗分厂发起罢工，声援因反对新薪金安排而被解雇的工友。厂方对此非但无动于中，更索性宣布停工，通知工人在三日内到工厂领取应得薪金，逾期者须自行前往劳工处索钱。5月5日，厂方连日冷待抗议工人后终接受劳工处建议，愿与工人谈判；与此同时，新蒲岗大有街工厂门外的工人亦分成两派，有工人警告左派同事勿将事情闹大，以免“打烂饭碗”。

然而，就在劳资纠纷看似快将得到解决之际，一场大骚动突然发生。5月6日，在厂外抗议的罢工工人发现厂方意欲出货，他们认为此事不利劳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于是出手制止，过程中有示威工人声称被出货的管工袭击。这时，九龙东高级警司谷巴（P. F. Cooper）带领廿多名警员到场调解，但不得要领。就在纠纷持续之际，有人乘乱将附近咖啡档的铁折椅掷入人群，制造更大混乱。防暴警于是正式介入，先是封闭大有街附近的爵禄街、三祝街、七宝街、双喜街和八达街，然后步步推进，以警棍镇压滋事者，过程中拘捕了17人，其中一名被捕者更被警察从后巷拖至马路，被称为“尘人”。事后左派对警察行动大加鞭挞，指防暴队“如狼似虎”、“看见工人就打”，堪称“血腥镇压”。

要理解上述骚乱的起因，必须先厘清警方在骚乱前的角色。根据当时与左派不咬弦的《明报》报道，在骚乱发生之前，有警察将停泊在大有街街边的货车驱走，然后随即便有两辆大货车驶来，试图运走工厂货物。如此情况，难免令人怀疑警察是在协助工厂出货。又据《文汇报》引述的消息，就在工人与厂方为出货问题争执之际，有便衣警员通知准备离开现场的“某美蒋报纸”记者，该处将有“杰嘢”（意即严重事件）发生，万勿错过。该报又谓有新界乡民于骚乱爆发之前数小时看到载有大队防暴警的警车由粉岭开出，直驶黄大仙警署。

《文汇报》的报道意出指出警方早有计划在当日“大开杀戒”，骚乱是警方有心挑起，意在制造借口打压左派。当然，基于《文汇报》的左派立场，我们须小心判断其报道是否可靠，例如该报记者竟知道“美蒋报纸”记者与便衣警之间的对话内容，以及该名所谓“新界乡民”确知警车乃从粉岭直驶黄大仙警署，其实均十分可疑。因此，我们若单凭此等报道便咬定警方有意挑起乱事，未免流于阴谋论；不过，观乎警方协助工厂出货之举，若说警方介入了劳资纠纷，而且偏袒资方，则是可以理解。市政局议员杜叶锡恩在其自传中表示当年常听闻资方会请警察帮忙处理工潮，反映那是当时的常见情况，港督戴麟趾在大有街骚乱后特意公开声明指警察绝不会卷入劳资纠纷，现在看来倒像是此地无银之语。至于警察为何会在劳资纠纷中帮助资方，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5月11日︰第一道宵禁令

大有街骚乱过后，左派急不及待地将劳资纠纷提升至政治层面，以呼应文革，例如工联会指警方镇压工运反映“香港已成为美帝加紧利用的侵越军事基地”，人造花厂外的示威者亦在厂门贴上与劳工诉求无关的大字报，如“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5月11日，当日自中午起有大批学生和不同的左派团体代表前往大有街“慰问”示威工人，加上在旁围观的民众，现场有超过1,000人聚集。根据港府发表的公报，由于工厂负责人报警指有示威者摇动大闸，气氛紧张，因此过百名警员于大约下午3时半到场，意图驱散人群。

为达成驱散任务，警方采用了非常强硬的手段，防暴警为打断学生组成的人链，竟向他们发射木弹（用来镇压骚乱的非致命武器，可令射击对象瘀伤或骨折）。此举一出，群众自然更加愤怒，不论是街上示威者，以至附近大厦单位内的旁观者，均向警察投掷水樽、砖块等各式硬物。警察与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愈见升级，双方更打起游击战，但警方始终无法驱散示威者。到了晚上7时半，有军队直升机在现场盘旋，港督亦批准警务处长调动辅警；及8时，港督颁下宵禁令，东九龙一带于9时30分至翌晨5时实施宵禁，是六七暴动爆发后的首道宵禁令。据《明报》所述，在当日下午骚乱开始至晚上宵禁令生效之前，警方共施放了53发催泪弹（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为驱散占中示威者，施放了87发催泪弹）及70发木弹，并拘捕127人，受伤者多不胜数，左派报章称之为“五．一一血案”。

上述种种，均可见是次骚乱的事态远较5月6日大有街冲突严重，但与之相同的是，警方的行动再次惹来质疑。根据当年报纸所载，自从大有街冲突之后，示威工人和左派团体每天都会到新蒲岗人造花厂附近张贴大字报、高喊口号和朗读《毛语录》，行礼如仪，警方对此早已熟习。那么警队管理层为何会在5月11日派遣大批警察到场驱赶示威者？到底是他们得知左派即将行动升级，所以要先发制人，抑或纯粹想打击左派气焰？在取得当年的档案前，我们难以判断。不过，若不讳事后孔明，警方的强硬手段似乎并未对左派造成打击，反而给予他们口实将行动升级。工联会先于5月12日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随后又于同月16日组成“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日后的多场暴乱，便是这个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牵头的组织策划。

由此可见，5月11日的镇压使左派与政府关系完全破裂，防暴警荷枪挥棍、示威者头破血流的照片成为左派争取大众支持的文宣工具。就此而言，警方的镇压不但无法吓倒左派，反而令其抗争行动更趋激烈，社会秩序更见混乱，恐怕此非警方行动前所能预见的事。

5月22日︰中环花园道暴乱

自从人造花厂的劳资纠纷演变成大规模警民冲突后，便有人到港督府请愿。在“斗委会”成立之后，这些和平请愿演变成游行抗议，示威者在港督府外贴满大字报，左派报章沾沾自喜地谑称港督府已沦为“纸府”。当然，港督戴麟趾从来没兴趣与他们会面。

5月20日晚上11时，政府发表公报指，由于港督府前的示威愈来愈混乱，以后到港督府请愿者不得再“大事集结”，并建议他们考虑邮递请愿书。对于此道公报，左派当然嗤之以鼻，并于翌日依旧前往港督府“大事集结”，警方则按令驱散这批“非法集结”示威者。一如所料，是次集会演变成暴乱，左派群众不单向警察和商铺掷石，更殴打中区的外国人（包括记者和游客）。5月22日，左派刻意无视禁令，组织大批人马前往港督府示威，结果再次发生暴乱，而且情况较昨天更严重，迫得政府颁下二次大战以来的首道港岛区宵禁令，并在一日内拘捕逾160人，打破5月纪录。

在这场“五．二二事件”中，左派明显有备而来，而更具戏剧性的是，港府各部门事后统一口径指责示威者“插水”、“演戏”。带队镇压的高级警司葛柏（Peter Godber，后来因贪污案而恶名昭彰）在香港电台访问中指左派会将女性示威者推到前线，然后挑衅警方；待警方拿出警棍后，他们立即全数软倒在地，好像事先已作演练一般。新闻处的指控更加严厉，谓示威者自行将假血抹在脸上，然后取出绷带，以制作“血案”相片。对于这些指控，左派自然严词反驳，并著力渲染警察是何等残暴。

根据张家伟《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一书，有来自左派机构的示威参加者向他坦承，当年确有上级指示他们要将红汞淋在自己身上，以制作惊人画面。惟其如此，诚如张氏所言，警方强硬对付左派示威者，在镇压、拘捕及讯问过程中亦有使用不恰当武力，故双方都只是选择性地陈述事实，对自己的劣行轻描淡写，同时强调对方暴行，以争取大众支持。

就在花园道事件后第二日，“斗委会”将委员人数增至300余人，并成立常务委员会，“专责商讨、制定有关反迫害斗争的对策”，由杨光出任主任委员。如是者，警方的强力镇压再次未能击倒左派，反而助杨光“更上一层楼”，未知这一切是否都在杨光等激进左派的计算之内？更加讽刺的是，作为暴动源头的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在同日得到解决，部分原先被解雇的工人获重新聘用，工厂亦宣布将于日内复工。不过，事情已发展到这一地步，乱事的初衷已经无关痛痒，劳资纠纷不过是次要新闻。

1967年的香港五月风暴，其实就是骚乱与镇压不断升级的过程，单就5月而言，左派似乎在声势上先胜一仗。面对警方的强硬镇压与滥用武力，左派不但未有退缩，反而有借口乘势将抗争升级，令社会乱上加乱，政客亦得以把握机会攀上高位。警方依法镇压，却使暴乱恶化，听起来实在吊诡。令人唏嘘的是，此番情境早前竟如梦魇般在香港重现，难怪先哲谓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不汲取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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