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最低工资“冻薪” 谁来体察基层市民之苦？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香港失业率居高不下，6至8月失业人口高达24.8万，可见经济颓势正在剧烈冲击打工仔的生活。本应是政府反思前次防疫抗疫措施为何没能保障劳工利益并著手改善之际，近日却有消息指负责检讨最低工资水平的最低工资委员会完成两年一度最低工资检讨工作后，资方倾向未来两年冻结现时水平，即维持37.5元。然而过去两年均有通胀，如维持该水平无疑等同减薪。试问，特区政府是否仍要以牺牲基层福祉换取所谓“经济发展”？
“最低工资”影响经济？
劳工顾问委员会资方委员郭振华今早（9月25日）接受商台访问时表示，疫情下政府推出防疫抗逆基金给予雇主撑下去的信心，如上调最低工资，或会增加经营压力。他续称，相信明年经济环境也未能逆转，但市场工资自有调节机制，雇主见到好雇员“无办法唔加薪”。
上调最低工资会否增加经营压力、阻碍香港经济复苏？这一论调其实是老生常谈。
早在2011年最低工资推行之初，就遭业界和学者强烈反对，认为该政策缺乏科学依据、为祸香港经济——如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雷鼎鸣就曾引用外国研究警告最低工资或造成失业率上升，无助改善底层劳工阶级生活，甚至影响本地生产总值（GDP）。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低工资”其实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促进社会资源公平合理分配，不少先进国家的经验证明最低工资有助于收窄贫富差距，如美国研究机构“全国就业法计划”便有研究证明最低工资与失业率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与唱衰“最低工资”人士的认知相反，这一政策实则在增加低下阶层收入的同时提升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变相助益经济发展。
至于香港，根据最低工资委员会2018年报告，2011年至2016年本港年度平均失业率维持在3.3%至3.4%的低水平，2017年度跌至3.1%，并于2018年6至8月跌至20年来最低位的2.8%。同时，委员会发现由于法定最低工资令收入前景改善，亦有助提升市民的就业意欲，劳动人口自2011年稳步上升，并于2018年录得1.6%的稳健增幅。就业形势良好固然与本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密切相关，但这一数据亦显示最低工资并非是雷鼎鸣所预言的洪水猛兽。
“最低工资”在保障谁？
根据最低工资委员会报告统计，2017年5月至6月录得数据发现，赚取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雇员59%为女性、较为年长（45岁及以上占75.1%）、教育程度较低（中三及以下占80.4%）——其中90.4%为非技术工人和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员，82%从事零售、饮食、物业管理、保安及清洁服务等低薪行业——她们正是疫情延续至今最无保障、经济衰退时却首当其冲的一群人。如果政府像往年般听取最低工资委员会建议而冻结加薪，岂不是等同让这群最需要帮助的基层民众来为天灾造成的经济颓势埋单？
不妨细究赚取最低工资过活的基层民众正在面临怎样的生活：假设一位市民每小时赚取37.5元，每天做八小时，每月工作26天，那么他的月收入仅有7800元。如他租住公屋，根据房屋署统计今年3月公屋平均月租约为2070元，这意味著减去房租后，该市民每日只有191元可供支配；如他租住㓥房，根据社区组织协会统计今年1到4月㓥房或板间房租金中位数为4200元，这意味著该市民每日仅有120元供支配——那可能只是生存，而非生活。
香港乐施会于2018年发布的《香港生活工资研究报告》，根据每月食物开支、住屋开支、其他必须开支以及备用现金开支统计合理开支水平后发现，一人在职家庭基本每月生活开支为10494至11548元，三人在职家庭（一名全职工作成人、一名兼职工作成人、一名就读中小学子女）则为19768至21127元。在此研究基础上，乐施会倡议“生活工资”水平应为54.7元，方能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可见当前的最低工资水平本就难以使市民在物价高昂的香港应付基本开支，加之两年来通胀水平上升以及今年疫情冲击，基层生活必然更加困苦。
01倡议：一年一检与70元
为改善基层生活，解决民生困苦，《香港01》曾就最低工资水平提出两大倡议。
其一，改两年一检为一年一检。2011年以来，最低工资每两年上调一次，意味著基层雇员面对物价升幅只能苦等两年，可见政策调整灵活性不足。社会经济情况瞬息万变，理应每年调研检讨，方可结合实际变化即时改善基层雇员生活。
其二，将最低工资水平提升至70元。最低工资委员会以整体经济、劳工市场、社会共融、竞争力构成厘定最低公司水平的“一系列指标”，但其中各个变量如何发挥作用却未有名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曾于2018年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直言：“当初最低工资出台，政府称时薪28元可令15%打工仔受惠，至于为何在15%这处划线？为何不是10%或者20%的打工仔？15%为何变得如此决定性呢？当初的划线很“随意”，那个（最低工资）委员会跟劳顾会一样，非常政治性。”
乍看之下，70元是当前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但若假设每周工时为36.5至50小时，每月基本收入约为11000至15000。结合香港物价高昂，其实只算保障劳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并不过分。更何况香港贫富差距悬殊，2016年坚尼系数高达0.539。这亦说明最低工资政策亟需魄力与前瞻，才可有效收窄贫富差距。
郭振华明言雇主“见到好雇员无办法唔加薪”，背后逻辑仍然是自由市场至上思维，即将调控交给市场，政府减少作为。然而，资本以利益最大化为本质追求，又怎会为保障劳工权益让步？加之香港多年来奉行低税率以致财富再分配不足，工会势弱无力与资方议定薪金等现实问题，都说明就保障劳工权益，政府责无旁贷。
因此，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理应积极与委员会沟通斡旋，提高最低工资，而非亦步亦趋听取资方建议，继续沉迷在妄想透过照顾企业以补贴打工仔的滴漏式美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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