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应提至70元 缓减贫富悬殊达双赢
香港的最低工资政策推出近七年，为劳工提供保障得到了初步的成果。但最低工资现时仍低于理想水平，要保障所有劳工享有基础而有尊严的生活，《香港01》倡议将最低工资提升至每小时70元，以推动香港经济转型，达到劳工雇主双赢。
商界在谈到劳工权益、最低工资议题时，往往高举政府责任的大旗，但保障员工是雇主必须承担的责任。而且香港大部分工会组织松散，欠缺集体谈判权，劳方难以争取合理工资。劳方（特别是基层工友）欠缺力量与商界讨价还价，政府责无旁贷，必须主动适时改善最低工资，才能改变社会不公情况。透过政策规管，确保市民能负担起在香港生活的基本使费，保证每个市民能活得有尊严，正是政府应该肩负的责任。设立合理的最低工资可迫使企业改善劳工待遇，补救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
重新分配资源 免劳工成牺牲品
不少先进国家已设最低工资，数据显示最低工资有助收窄贫富差距，对经济的影响不如反对者预期。事实上，最低工资只是以法律使“一次分配”更为公平正义，确保基层员工能真正按劳获酬，它与经济发展并无冲突。自最低工资于2011年5月实施以来，本地的数据显示，最低工资并没有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不少低薪行业的整体失业率并未有大幅上升，部分行业更不升反跌。而且，员工被解雇或遣散的比率，也有减少趋势，显示最低工资实施后，并没有更多员工被裁撤。最低工资对通胀的影响亦有限，2015年5月第二次调整最低工资至每小时32.5元后，一年间的平均基本消费物价通胀只为2.5%，属合理水平。
大部分企业的营商环境主要受宏观经济影响，而非工资。以工资占成本最重的零售业为例，其业务相当依赖内地旅客。自2014年内地旅客在港消费转趋疲弱，零售业表现转差。若将经营困难推卸到最低工资上，只是推诿他者。政府应思考如何开发内地旅客以外的消费客群治本。社会不应把劳工视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当然“牺牲品”，不断剥削其应获酬劳。
更重要是，最低工资能显著改善低下阶层劳工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11至2016年间，工资中位数升幅达37%，平均每年5.4%；其中第10个百分位的升幅尤为显著，高达53%。此外，收入只有入息中位数约一半的低收入在职人士亦见减少，由2011年第二季的568,100人（15.7%），下降至2017年第三季的433,000人（12.3%）。由此可见，最低工资的确能增加低下阶层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再者，提高最低工资可望提高基层工种的就业人数。从2010至2016年，女性和50岁及以上劳动人口均明显增加，平均每年增长2.3%和5.4%，显示最低工资提高后，令更多人愿意重返劳工市场。同期工时中位数并没有明显变动，整体就业不足人口也从66,200人（11.9%）下降至43,700人（9.1%）。这显示最低工资未有令雇主为了节省成本而刻意扣减工时。从这些数据可知，最低工资政策并非部分商界口中的洪水猛兽。不过，近年最低工资的检讨偏向保守，受惠人数愈来愈少，金额升幅只能勉强追上通胀，未能真正增加基层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分享经济成果、缩窄贫富差距。在未来，政府应更大胆而有序地提高最低工资到不少于每小时70元，才能解民所忧。
最低工资委员会厘定最低工资水平时，会参考整体经济、劳工市场、社会共融及竞争力等四大方面组成的“一系列指标”。然而，现时从指标得出的最低工资过于保守，能够直接受惠的劳工日益减少。2011年首推最低工资时，直接受惠的劳工达27万人，但此后三次上调最低工资，惠及劳工锐减，去年5月将最低工资上调至34.5元时，仅惠及约九万人。
推动整体薪酬水平 不只基层受惠
现实上，不少低下阶层仍然无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香港的生活成本不菲，根据2014至2015年的调查，公屋住户的每户开支中位数达11,700元。假设将最低工资上调至每小时70元，每月的基本收入大约为11,000至15,000元（假设每周工时介乎36.5至50小时），其实只算是保障劳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
更重要的是，70元最低工资不单有助扶贫，还可以推高香港整体薪酬水平。基层劳工工资提升，自然会带动低、中层劳工工资上升，产生广泛的涟漪效应，最终影响的并非只限于薪金比最低工资低的劳工。2011年最低工资刚实施后，除了工资第10个百分位大幅增加17.7%，中位数以至第90个百分位的工资亦相对提高；此后亦有相同现象，可见最低工资政策对整体劳工亦有利。当然，马上将最低工资提高至70元，会产生很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难以一蹴而就，故应循序渐进，并与其他措施配合，才能尽量减低其负面影响。
分段朝70元上调 促进经济转型
美国西雅图近年分阶段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值得香港参考。西雅图市政府于2015年起，分阶段地将最低工资由9.47美元增至15美元（约117港元），增幅高达58.4%，工资增幅会因应企业类型，以三至七年时间渐渐提高最低工资至目标。
就企业而言，劳力密集行业所受影响必然较大，尤其当中不少都是低薪行业。政府可以为它们提供特别的过渡性适应安排，例如在加薪过程中为这类中小企提供配套的税务宽免，帮助它们过渡，以及将选定低薪行业与其他行业分开处理，安排较温和的加薪时间表。
随着社会与科技进步，产业转型是自然趋势；经济愈发达的地区，劳工密集的工作应该愈少。不少低技术工作，如侍应、收银员、洗衣店员等，都可以由自动化机械所取代，在欧美、日本等先进地区已很普及。但香港在这方面却裹足不前，其中一个原因是劳工薪酬太低，令企业欠缺改革意欲。
另一方面，低技术工作的消失，意味这些行业的人手需求减少。从成本角度考虑，科技成本只会不断下降，而工资则不断上升，一旦科技的成本明显比工资低，雇主自然会转用自动化科技。既然自动化不可避免，我们更应该未雨绸缪，盘算如何辅助这些低技术劳工转型才是正途。政府一直强调要发展智慧城市，正好应拨款资助研究，或资助中小企购入自动化设备，帮助企业升级，减低依赖非技术劳工。
而且提高最低工资，刺激消费，可以预期将会出现更多不同职位。2017年第三季职位空缺有71,149个，其中专业人员与辅助专业人员的增长更为可观，分别达34.7%与11%。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到教育范畴，延长免费教育至大专程度，大量增加大专学额，确保有志进修人士皆能接受大专教育，并多开办不同类型的技术学校，提供传统学校以外的出路。
最低工资曾经被认为是毒药，受到不少经济自由主义支持者及商家抗拒。但回首香港经验，轻工业在战后至1970年代间为香港的经济支柱，这些工业都以劳力密集为主。到了19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工资远比香港低，结果使大量轻工业迁往内地；但从结果而言，香港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崩塌，终于成功转型成为金融都市。只要有计划地推行，每小时70元最低工资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可以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新助力。
上文刊载于第10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4月16日）《推动70元最低工资 缓减贫富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