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人人恐慌 家庭医生可作解铃良方？
家庭医生一直都被矮化为“开转介信”的作用，但其实，他们从培养公众的卫生健康习惯层面，就已开始为公众健康保驾护航。“全人治疗”理念不仅可以全面地照顾到病人身心健康，还在公共卫生层面发挥著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但这样的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若得不到切实的重视，便只会作为“蓝图”而存在，无法实现真正价值。
建立信任关系就能缓解大众焦虑？
为了解本港市民对是次疫情的风险感知及心理行为反应，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于今年1月24日至2月5日，以问卷访问了1,168名市民，结果88%的受访者自觉有很大机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反映市民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属高水平。调查又发现，约90%受访者加强了个人卫生，如戴口罩、洁手等。而家庭医学对培养健康意识、养成卫生习惯起到引导的作用。
李国栋认同家庭医生在疫情中的作用，他表示家庭医学不只是看病，还要在公共卫生层面发挥影响力，让大众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小心”：“你看今年的其他传染病，像是流感、手足口病这些少了很多，这都是大家戴口罩、注意卫生的结果。疫情后我们也可以小心一点，到人多的地方保持距离，勤洗手，不舒服时要戴口罩。这些都是家庭医生可以产生影响的地方。”
除了影响大家在卫生健康上的观念和行为外，家庭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预防疾病及对抗疫情的关键。李国栋反复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名可以信赖的家庭医生，像在今次疫情期间，他的一些病人偶尔会致电他，或者通过视像“汇报”健康近况。他建议家庭医生应和病人建立更好的关系：“不用特地上门拜访，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最近的身体情况，病人感觉得到你的关心，就会加强信任。信任对家庭医生这个职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如果有人担心被感染，询问完家庭医生后就可以安心点，不用每天担惊受怕。我们也可以提供信息，比如很多病人都想知道血清化验到底有没有用、自己现在是否已有症状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免费提供解释，也会提醒他们做好防疫措施，亦可以关心长期病患的药够不够、有没有必要现在去医院做检查等等。”
上述中大问卷调查还显示，98%受访者对疫情表示焦虑，平均焦虑指数高达8.82分（7分或以下为正常、8至10分属临界异常、11分至21分则属异常），反映大众的焦虑程度已经很高。面对社会上大范围的恐慌和焦虑，家庭医生担当着重要的“治疗”角色，因为他们是站在社区最前线、与市民和患者有最多交流、最为互相了解的人，健康教育资讯往往是透过他们传达到病人。
林露娟指出，在香港的医疗网络中，大部份市民都有惯常去看的家庭医生。在疫情中一旦出现流鼻涕、打喷嚏、咳嗽等症状时，都会怀疑自己是否“中招”，这时若所有人都涌入医院做检查，难免会增加医院的负担。故很多人选择去看自己熟悉的家庭医生，医生也会据病人以往病史、身体状况来判断其受感染的可能性。
林露娟表示，一般来说，每人一年起码要见两次家庭医生，故医生不仅熟悉患者的病情，医患间更建立起心理上的信任，这些是很多专科医生都无法做到的。她举例指，一些病人在去医院就诊、治疗甚至动手术时，会给自己的家庭医生打电话说明情况，参考他们的意见，并让他们为自己解释一些高难度医学名词，之后才能放心接受治疗。此外，由于家庭医生与病患之间有紧密联系，对病患的情况更为了解，故即使是线上问诊，效果也会更好、更准确。
她又提到，家庭医生会关注疫前预防，在疫情中区分患者的病情以转介医院，并在疫情后期做好‘复阳’人士、痊愈人士的收尾和跟进。除此之外，家庭医学更关注公共卫生危机时人们的心理：“染病的可能是一千多人，但因疫情而心理上多多少少受到影响的，则是七百多万人。”
发展受阻 全人治疗仅是“蓝图”？
早在2018年底，特首林郑月娥就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有评论认为，以医院为主的医疗制度无法应对所有医疗需求。她又指出，本港以人为本的基层医疗发展已落后三十年，而现时的医疗制度过度倚赖住院服务，为可持续性带来挑战。事实上，本港公营医疗早已不堪重负，公院爆煲亦非新的状况，从较早的沙士（SARS）、猪流感，到每年都会遇上的流感及其他传染性疾病高峰期，医院病床和人手往往会出现紧绌。这种恒常存在的“危机”，很大程与公私营间协调不当、家庭医生不足有关。
“现时香港有73家医管局管理的普通科门诊，无法满足全港需要，因此要配合私人执业的家庭医生。私人家庭医生诊所和医管局的普通门诊科都是基层医疗的提供者。”林露娟说。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在报告中也指出，私家医生是香港整体公共卫生系统策略和紧急应变的重要持份者，现有70%的基层医疗服务都是由私营诊所提供。私人家庭医生的参与，以及加强公私营机构协调，在对抗疾病以至新冠肺炎疫情上至为关键。2009至2015年间医管局家庭医生对糖尿病患者所做的风险评估管理计划（RAMP）显示，共六万多名患者降低了所有原因的死亡率13.4%，计算在五年内为医管局节省了35亿元。这说明了基层医疗作为“第一道防线”，不仅在人力上为医院减负，也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
现时本港有约3,700名家庭医生，也就是说，平均每名家庭医生服务2,000名市民。“香港为什么这么少家庭医生？一般来说，外科医生都很愿意留在医管局，虽然收入比不上私家医院，但很多医生都愿意留下来积累经验，待十年、二十年后才转投私人企业，凭着这些年的经验足以让他们增加几倍收入了。那家庭医生呢？即使是去到私人企业，我们的收费也不会太高，收入相应就不会那么吸引。而在医管局中，家庭医学只是一个很小的部份，即使是培训后的医生也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独自开一间诊所，很多人最后都选择从事一些美容相关产业。”李国栋表示，发展基层医疗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要像其他国家那样投入资源—无论在资金投入还是吸引人才方面。
除此之外，医疗体系中的公私结合还体现在技术层面。病人的电子档案信息流通一直备受关注，即使政府进一步发展电子健康纪录互通系统“医健通”，方便市民在网上浏览病历，仍存在需改进之处。李国栋指出，相关系统仍处于“磨合期”，暂时只能单向查阅，即家庭医生可以看到公营医院中的病历记录，但难以将自己的看诊内容录入其中，这就可能导致病人入院后要重复检查。此外，全港70%来自私人诊所的家庭医生大多都已经习惯使用一个系统，现在要透过“医健通”交换信息，单在统一上载文件的格式便需要时间处理。但他相信，在电子信息时代，这并不是难事。
智经研究中心于上月28日发表了《步向全民健康覆盖：选定地方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研究报告，报告以英格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荷兰、以色列、中国内地七个区域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中可供香港基层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借鉴的政策理念、方向与实践经验。报告指出，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的因素即便无法一概而论，各地的经验却都显示出共通点—政府乃推动基层医疗的主导者。
身为项目召集人的李国栋表示，本港应将“医院治疗”为重心的固有模式转移至“社区护理”，扩阔市民“治未病”的安全网，这样才能够提供更全面及可持续的医疗服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基层医疗体系中，家庭医生不仅要诊治病人，更要时常拜访社区内居民，在聊天中了解其生活、身体状况，对可能存在、发生的疾病做出预判，但香港医疗服务的成本较高，且有社工、护理等工种可协助医生，于是产生了适应香港需求的基层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医社结合。
李国栋举例解释理想的结合式医疗服务：一名病人出现病症，会先由家庭医生判断其需求，若有需要便会转介至医院专科进行深切治疗，而整个康复过程就需要“医社”联系，让社福界协助解决经济条件差、家中无人照顾，又或是护理过程中与医生即时交流等问题。“不能将社区医疗中心和医院分开来谈，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这二者是一个团队—基层医疗就是要讲团队，不分你我。”李国栋说，“然而，现在（这些工作）是分开的。地区的康健中心应该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为进一步改善地区为本的基层医疗服务，政府在去年9月于葵青区推出首个地区康健中心，以公私营协作及医社合作模式提供服务，长期目标是将地区康健中心推广至一区一个。但李国栋认为，医生、社区健康中心、社福三方面的联系不够、沟通不足、欠缺了解，甚至乎市民对康健中心亦不甚了解，“大家没有做到一个团队，而是在各做各的，地区康健中心不是只做预防医疗，还要长期配合医生、跟进病情。这些都是要让市民知道的。”正如他所言，市民对康建中心的作用不清晰，又怎会去合理使用？这样一来就会浪费了当初设计的蓝图，令蓝图永远只是蓝图，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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