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症威胁总会历史重演？
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全球大流行，重灾区由亚洲转到欧美发达国家。全球最先进的医疗体系如骨牌般倒下，在新冠病毒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相比之下，香港人曾经历2003年沙士（SARS）冲击，虽然未能解除肺炎威胁，但起码不至于毫无防备，手忙脚乱。
在大半个世纪前，人类逐步走出大规模战争、饥荒和疾病的威胁，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好处，亦开始不断向全球各地普及。随着西方医学和相关技术进步，多种传染病开始受到控制，起码对经济发展并不过于滞后的地区，其致命性似乎愈来愈下降。
与此同时，西方医学界兴起“健康过渡”（health transition）理论，认为只要科技和经济发展起来，人们改善生活质素和日常习惯，传染病亦会受到控制。代之而起能威胁人类健康的，就只有癌症和心血管等慢性疾病。
毫无疑问，“健康过渡”理论深深影响人类的疾病观念、全球医学发展的方向，以至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但在过去三、四十年，各地传染病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难免令人重新反省，人类社会健康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乐观憧憬，以及医学昌明营造的良好感觉，显然令人类高估了自己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并低估了生态循环和基因突变的复杂性。无论是地球暖化、生态破坏、抗生素滥用和基因改造技术等因素，无不与病毒传染有着密切关系，但愿意直面问题的人却少之又少。这不禁令人诘问，当人类肆意耗用和损害地球资源之际，大自然又会作出怎样的回应？
芝加哥大学学者麦尼尔（W. H. McNeill）是最早提出疑问的人之一。他从人类历史长河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与疾病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类只是地球上众多物种之一，生物之间互相依存，互为影响，世世代代都是如此，活在现代化社会的我们，当然亦不能例外。
早在麦尼尔的著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他特别关注到经济发展和病毒传播的关系。例如人类祖先大规模开发灌溉系统，亦是水中寄生虫全面散播之时；当人类展开洲际之间的远程贸易，同时将疫症带到全球不同角落；都市化发展大大增加居住密度，亦助长了呼吸疾病和性病的扩散。
麦尼尔指出，若从病毒求生的角度出发，它们也希望能和人类“和平共存”。因为大规模灭杀人类，病毒同样失去可供依附的载体。假如人类生活方式没有出现突变，病毒也不会突然肆虐或消失，人类和病毒往往能维持某种“生态平衡”的局面。若人类奢望完全战胜或控制病毒，它们倒会反过来狠狠教训人类一顿。
传染病权威杜布斯（R. J. Dubos）同样从生态学出发，但他更着重人类社会的内部生态。他在《The White Plague: Tuberculosis, Man and Society》中指出，大型疫症常常伴随着不同阶级和民族间的倾轧而来。例如天花毁去上亿美洲人的性命，便是随着欧洲人的入侵和掠夺而发生。十九世纪肺结核的大规模扩散，则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急速都市化、长工时、雇用童工和营养不良有关。至二十世纪发达国家工人权利普遍改善，加上市政卫生的大型改革，才真正令人类健康得到较全面的保障。
杜布斯的观点，难免令人想到肺炎疫情的地方—中国。当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大国之际，贫富悬殊、工人保障不足、急速都市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仍然挥之不去。内陆工人和农民付出的血汗，带来廉价的生产力和物质丰裕，却往往是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繁荣进步的牺牲品—中国内陆的情况改善了，问题却仍在“一带一路”国家重演。
与此同时，随着气候暖化和生态危机加剧，加上跨境经贸活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亦令全球公共卫生的潜在危机大为加深。以去年的非洲猪瘟为例，造成了农产品供应的大幅波动，足以令内地鲜肉市场翻起巨浪，甚至促使不少内陆地区人民重新食用野味。若说这是武汉肺炎的远因之一，亦不为过。
美国普立兹奖得主、著名记者格雷特（L. Garrett）在《Betrayal of Trust: 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中则指出，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天花在全球绝迹，令人深信传染病不再是人类的威胁。但讽刺的是，自1981年全球发现首宗爱滋病例后，新型病毒如伊波拉、拉沙热等接踵而来，传统疾病如疟疾、登革热等亦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至此，科学家才如梦初醒，人类能够成功消灭天花，原来只是阴差阳错下的历史特例。
为什么天花可以消灭，其他病毒却不可以？这固然涉及复杂的生态系统因素，但公共卫生政策的作用却至关重要。格雷特认为，无论病毒如何厉害，只要人类社会能够齐心协力，公平和合理地善用卫生资源，传染病也就不可能达到失控的地步。
天花病毒的特性，在于可以通过空气直接由人传人，传播威力惊人，对不同种族、宗教、文化、阶级皆“一视同仁”，遂令天花成为全球人类的真正“公敌”。
即使在二战后的冷战高峰期，东西方阵营在对抗天花的工作上，亦罕有地联成一线，相继投入大量公共卫生资源，利用政治经济影响力插手发展中国家的防疫工作。
然而，自天花受到控制后，国际社会在卫生工作上的团结亦大减。发达国家见传染病威胁消退，便把资源大幅转向癌症等慢性疾病。
在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各国政府亦赶上“小政府”潮流，不但削减本地卫生经费，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更大幅减少。援助亦以打开当地市场为主要考虑，并不顾及对当地社区和环境造成的损害。
环顾近日肺炎疫情的发展，从世卫组织的高度政治化，到各国政府之间的各自为政，再到中美之间的明争暗斗，在在显示国际社会耗费大量气力在内部矛盾上，而并非集合力量共同对抗新冠肺炎。
当然，最终要承受沉重代价的，还不是全球各地的广大人民，造成经济重创的后果，各国还不是要自食其果！
原本病毒没有想像中可怕，反而人类的贪婪、愚昧和无知，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才最可怕。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20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6日）《疫症威胁总会历史重演？》。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