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展街市】政府与市场：放开所有　彼此更自由？

这个伊索寓言大家都耳熟能详：有父子牵着驴走，被取笑为何不骑驴；于是爸爸牵驴，儿子骑驴，儿子却被骂不孝；其后父子交换位置，父亲却被骂为何不载儿子；于是父子一同骑驴，又被骂虐畜；结果父子把驴揹着走，最后驴子因为挣脱而掉入河中溺毙。寓言原是说人要有主见，不要人云亦云；但现代政府面对众多利益集团的杂音，朝三暮四已是常态。我们大可想像驴子就是市场，各界对政府的市场角色众说纷纭。结果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政府都把市场揹了起来。问题是当不少人发觉揹驴真笨，断定应该把驴子放跑；但驴子一松绑，很快便不知跑哪去。

放驴和揹驴皆为笨选择

领汇上市就是如此；到了易名为领展的时代，则纷纷出售公屋商场—自己不知跑哪去。其实港铁也好不了多少，跑了去内地、英国和瑞典开拓铁路市场—还在香港的电视台卖广告，公告天下自己跑哪去。房委会早把商场放跑，但食环署还揹着公众街市。据悉，食环署早就想将身上的99头驴子放跑，但看见领展这头驴子都跑丢，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我经常去街市买𩠌—无论领展、食环署、房委会的街市，以至私人屋苑、露天街市、排档、墟市、无牌小贩……通通都光顾。其实香港的街市风景目不暇给，只是很少人仔细欣赏；换了在别的国家和城市，或早已成为城市生招牌—话说回头：街市如此百花齐放，怎可能只有放驴或揹驴两种笨选择？

其中一个我喜爱的室外街市位于牛池湾村—牛池湾公众街市旁边的露天市集。它原属于“九龙十三乡”的一员，自衙前围村清拆后，牛池湾村是市区硕果仅存的一条村落。市集主要由村屋的地舖组成，但同时吸引不少摆地摊的小贩。按照几十年来累积的默契，彼此互谅互让、互存互惠地经营，在看似没有管理和规则之中，逐渐衍生出因地制宜的秩序。数年前我有个学生，从小住在牛池湾村，毕业论文题目正是研究该街市的自我组织能力。

至于我最喜爱的室内街市，则非大埔墟街市和宝湖道街市莫属。前者是个著名的大型街市，孕育了不少本地名牌档摊，单是熟食中心就有四十多家食肆，不少区外客如我都会慕名前往。相比起前者的远近驰名，距离它只需步行五分钟的后者，自然难逃“二奶仔”的宿命，规模较小亦令它很难“做旺”。惟其如此，食环署似乎也能找到变通之道，例如在街市（不是熟食中心）引入茶餐厅，又把不同场区以主题区分，甚至是引入二手书店这类稀有品种—宝湖道街市的改革，令人相信政府部门也有创新能力，并非一味揹着驴走。

宝湖道街市的另一特色，是中庭有个小小的公共空间，当中还摆放了几张长椅。据说有民间团体曾在其他摊档打烊后，偷偷在那里举行音乐会—也不知这传说是真是假，反正街市晚上不营业，用来开音乐会又不扰民，岂非更能物尽其用？

不少人至今仍然相信，放驴远较揹驴聪明；每当有人批评他们放驴，都会以“揹驴更笨”加以反驳。言则放驴又如何不笨呢？对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乃在于它更具聪明适应的能力，因应价格和供求情况自我调节：当人们愈来愈喜爱吃鱼生，便把街市的鱼档换成卖鱼生；当人们更爱逛超市，便索性把私营街市都变成超市。

当香港的街市愈来愈似超市，难道就最合乎消费者选择？独沽一味的超市最切合大家期望？消费者在光顾鱼生店之余，也需要活鱼档，为何后者在超市却买少见少？抑或只是在资本垄断的驱使下，私营街市的选择亦愈来愈单一化？若说市场更具聪明适应的能力，结果可能是适应资本、而非适应消费者的需要。

今年5月是中环街市落成八十周年，按照市建局的活化计划，它将与大馆和PMQ元创方合组中环“历史铁三角”。但中环街市自关闭至今已丢空逾十六年，何时完成修复重开仍未可料。过去数年我曾参与中环街市关注组，就它未来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向市建局反映意见，还与局方进行不少良性互动。但中环街市最终变成什么模样，至今仍是未知之数。

在中环街市引入大型连锁超市作为龙头旗舰店带动人流，无可厚非，相信市建局也如此认为。但在占地逾20万平方呎的大街市，它占5万呎已很不错，而且应该放在楼层较高、较偏的位置。另外的5万呎，则应该预留给各类街坊老舖和特色小店，让消费者有更地道和多元化选择。至于余下的10万呎，其中一半空间应更灵活和机动地在不同季节、时段引入社区策展人和平民化主题活动，如容纳“弹起”（pop up）市集和展演活动。至于另外一半空间，更应如宝湖道街市的公共空间，索性留空，给市民大众自由享用—最好是铺上草地，哪怕只是人造草，放置大量的长台，让大家可以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闲坐、流连。

空间共享才是共享城市的根本

2012年，我们开始研究被称为“共享经济”的现象；到了2013年，刚巧有机会到韩国首尔考察“共享城市”，对“共享”概念有崭新看法。若共享经济能通过虚拟平台，直接配对生产者和用家，打破中间人的垄断优势；则共享城市更可藉公共空间，让生产者、用家，以至任何持份者，能在具体地理位置直接互动，自发自主形成各种共享模式。

数年下来，共享经济虚拟平台的垄断愈趋明显，逐渐变成自上而下的主导力量，构成网络资本主义的新霸权；相比之下，共享城市所着眼的空间共享，却能维持较高的透明度和开放性，较难被个别持份者操控垄断，对各种自下而上的创意实践亦更包容。尤其重要的是，共享城市不但对特定的生产者和用家有用，对整体市民以至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样不可或缺。

共享经济未来将如何发展，固然是个广受注目的重要课题；但共享城市所受到的关注，相比之下却仍少之又少。早在近六十年前，Jane Jacobs在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便开创性地提出城市是个“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多元繁复的社区活动混杂交叠，不规则地互相碰撞和迸发火花，将能为城市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

毋庸讳言，如何在街市引入更多共享元素，增强它们聪明适应的弹性，以及自我组织的能力，对我们身处这个城市未来的死与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上文节录自第16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27日）《政府与市场：驴骑人，人骑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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