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评析】无政府主义的十字路口

最近路过旺角和元朗的闹市，两者都是反修例运动的主要战场，很多交通灯遭到破坏后，至今仍迟迟未见复修。不知政府是觉得承办商的价格被抢高，因而感到物非所值；抑或担心修理完又再被破坏，因此索性迟些才修理；抑或刻意让市民感受一下交通混乱之苦，从而增进对示威活动的厌恶感？

不过，在旺角道—上海街、元朗大马路—大棠路这两个主要十字路口，我的亲身体验所得，即使长期没有交通警在场，倒未见有混乱情况。设想这些可能多达四线、双向行车的主要路段，司机需要互相忍让，才能有秩序地鱼贯通过；假如大家都抱着争先恐后的心态，急于抢占位置，则路口很容易便会被堵死，所有车都动弹不得。这还未计算需要用同一路口的人流（甚至轻铁），人车争路经常出现。幸而这些十字路口的秩序仍大致良好，亦未听闻有什么交通事故发生。

这不禁让我想起数年前，曾经到访孟加拉的首都达卡。在这个人口逾千万的大都会，固然还未有地铁之类的集体运输系统，人们上下班皆只能靠地面交通。让人意外的是，我当年路过的地方，印象中就连一支运作正常的交通灯也没有！交通警也看不见有几个！这意味所有汽车通过十字路口皆只能“自律”，必须一呎一吋地龟速蹒跚前行。大塞车当然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出奇的是，只要你能提早一个小时出门，每次总能准时到达目的地。这个极为神奇的异乡经历，最终也写在我的博士论文里，一个关于文化差异的重要案例。

自从二百多年之前，西方踏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阶梯起，对秩序的追求和资源的有效管理，便成为人类社会首要处理的命题，由此衍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迥异的路径。众所周知，前者主张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作为建立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石；后者则往往依赖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规划和管理。在大多情况下，私有制和公有制，则成为这两种主义下的主要产权模式。

主流经济学对私有产权制度推崇备至，其主要论据是哈定（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共同体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试图指出共享资源容易造成滥用，最终令所有持份者的利益皆受损；相反，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能成功将共享变成私有，反正是产权能够强行分割的资源，尽皆按市场价格的单一规律调节，便认定是解决资源管理问题的万应灵丹。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斯壮（Elinor Ostrom）则从相反角度指出，共享资源的民主开放管理，在历史上的成功例子多不胜数。直至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成熟之后，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强力介入，干预市场，私有产权的“圈定”方才大规模出现；但过分唯利是图的市场倾向，却吊诡地反令资源被过度耗用。主流经济学所建构的产权神话，恰巧是全球生态危机、人类共同悲剧的根源。

说穿了，欧斯壮所期许的，仿佛是个没有企业、没有官僚的无政府主义国度，人们通过民主开放的参与，藉互惠合作来共享资源。这样的乌托邦世界有可能在现实中出现吗？抑或只是学者在象牙塔内一厢情愿的幻想？它会带来难以预计的混乱局面吗？前述的无政府主义十字路口，正好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事实上，在欧斯壮研究的传统乡郊社区之外，我们熟悉的现代化大都会中，实行资源共享的“城市共同体”（urban commons），同样比比皆是。就在距离旺角道和上海街不远的地方，一年多前还存在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对主流经济学家而言，公共空间的产权没有清晰界定，因此必然出现滥用的情况—台凳放在商舖前是阻街，食环署要执法。个中并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带，即使存在亦必须除之而后快。

但主流经济学“坚离地”的思维方式，根本与现实情况存在极大落差。环顾全球各地的大城市，从来都不乏商贩自发自主管理的露天墟市，不少更是旅游必到的景点。按照欧斯壮的观点，公共空间其实并非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的法律法规还是必须的；这却不意味政府事事介入，只要营造适当的组织关系和环境，社区便会孕育出自立自强的无限可能；相反，官僚不问情由地强力规管，社区难免丧失自治的潜能，西洋菜街行人专用区便是一个例子。

恰巧区议会选举出现惊人结果，人们除了关心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未来发展，同样关心区政革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蛇斋饼粽”以外，市民还能有什么选择。若容许我对新任区议员讲一句话，那便是代议政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市民最需要的不是你提供的服务，又或帮忙向哪个部门投诉；市民最需要的是你提供的协作支援，好让他们能直接行动起来，通过参与式民主介入社区，进行集体决策。其中一个可能的起步点，是作为反修例运动焦点之一的连侬墙。这个源于雨伞运动的传统，近半年已在社区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无人不识。它除了让市民能更自发自主表达各种诉求，亦深具重新活化公共空间、让市民重掌社区自主的象征意义。它在“去占领化”的反修例运动中，维持着化整为零的“占领元素”，如何将其制度化是个重要的议题。

众所周知，被地产霸权全面“占领”的香港，公共空间大量被交托予私人管理，市民活动自由受严重限制。食物及卫生局在2014年推出墟市/小贩政策便一直以“地区主导”为指引原则。这种照顾特定社区需要的做法，原是无可厚非；但执行起来却变成区议员的尚方宝剑，沦为箝制民间组织的工具。区议会若能拨乱反正，制订更明确的约章，让社区成员、不论黄蓝均能在公平基础上，自发自主举办墟市及活用公共空间。

无论如何，区议会的民主实践潜能原是无限的，关键只在于议员能否洁身自爱，好好善用任期，为社区的自立自强付出最大努力。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19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3日）《无政府主义的十字路口》，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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