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科技】从数码监控到数据产权

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看过这则新闻，在内地，不少城市的街头皆安装了具备人脸辨识功能的视像监控网络，以至有市民不按交通规则横过马路，其照片、姓名和个人资料，即时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天网恢恢，无所遁形。这难免令人联想到，奥威尔名著《1984》中的“老大哥”（Big Brother）。

无独有偶，在经历连月政治动荡之际，智能灯柱试验计划亦正在香港展开。至今城中已安装超过200枝灯柱，暂时主要用作搜集交通、天气和弃置废物的资料。曾有示威者指灯柱侵犯市民私隐，一度在街头抗争中拆毁灯柱，特首林郑月娥开腔表示痛心。事实上，根据《香港01》的侦查报道，在过去两年食环署打击非法弃置废物的行动中，已37次将各处收集的影像交予警方，但同期全港“捉垃圾虫”个案只得79宗（2019年8月29日）。这显示无远弗届的数码监控系统，确已逐步在政府部门广泛使用，并且发挥着异常强大的监控功能。

当然，市民对于智能灯柱的忧虑或许“杞人忧天”。因为当今每人必备的智能手机，已经储存数量远为巨大的个人资料，成为泄漏私隐的计时炸弹。手机具备的全球卫星定位功能更令个人每日的行踪完全暴露，我们却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美国大力阻挠华为参与全球5G网络的开发，主要理由就是华为的硬体可能带有“后门”，并可能允许中国政府监视用户的通讯。平情而论，华为带有“后门”并不奇怪，难道其他国家的系统就没有“后门”泄密的可能？推而广之，我们的个人数据每天皆被大量搜集，个中又有多少遭到滥用的成分？

在互联网和手机网络的技术条件下，“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的潮流同步冒起。正如我在《共享城市》一书指出，拥有权谁属乃共享经济核心命题，例如用作共享汽车的原是私人汽车、用作共享民宿的原是私人住宅。但共享汽车和民宿的网络平台及相关技术、流程和数据，到底又属于谁呢？若只由单一营办商中央化和自上而下拥有和控制，能否达至真正“共享”，仍存相当大的疑问。

网络平台一方面打破传统行业运作模式，带来产业改革和新机遇；但另一方面却形成新的中介垄断，较传统市场垄断情况更严重。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Jean Tirole）正是研究网络平台或称“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的先驱，其2017年著作《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深入探讨资讯科技对市场的冲击，以及应否监管和如何监管的问题。对梯若尔来说，平台经济乃一种崭新的“双面市场”（two-sided market），它本身并不提供任何物质产品，一方面集合大量产品或服务资讯，另一方面则成功维系大量用家参与。它能有效配对供应商和用户需要，大大减低买卖双方“交易成本”，因此能在短期内成为平台经济霸主。

但关键问题是，成功网络平台的市场竞争力到底来自什么？记得香港一家主要共享汽车平台的创办人曾经说过，他们最初编写的应用程式只花了两万元；公司早期最主要工作其实是在街上不断游走，向商业车司机派传单，游说其相信网络较传统“call台”优胜。从这个例子清楚可见，网络平台的技术含量可能很有限，关键还在于尽早建立成功的营销策略，并迅速扩大具凌驾性的市场占有率。

正如梯若尔指出，庞大的供应商和用户资料库，成为网络平台最宝贵的资产，令买卖双方皆被“锁定”在平台上，缔造出独一无二的市场新垄断者。梯若尔早期研究手机网络，他指很难相信一个网络用户无法打电话给另一网络用户，但这种情况在双面市场却极普遍。个别平台在早期为“锁定”用家，往往以极廉价甚至是免费作为招徕；但当个别网络平台成功独大，供应商和用户均可能得不偿失，需要支付巨大的中介费用。

尤有甚者，用户除了通过平台购买产品和服务，更留下大量宝贵的使用数据，成为企业营销和拓展业务的重要依据。毋庸多言，此等大数据对“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和当代人工智能的飞跃发展，亦具举足轻重的关键意义。网络平台在收集这些数据时，固然会先要求用户签署协议书，但人们为求方便往往亦懒理协议书的细节，以及对个人私隐的侵害。用户想真正了解个人数据被收集情况，谈何容易，遑论管理和行使这些数据的拥有权。

非物质性的产品普遍存在“知识产权”，生产数据的用户亦理应拥有“数据产权”（data ownership），但长期以来此等议题却没有被认真看待。尤其是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产权的清晰界定乃市场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乃是现代市场制度得以确立的关键根基。但他们对数据产权如此重大的课题，却完全没有作过任何认真研究，实在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近年世界各国的公私营部门，泄漏个人私隐的案例触目皆是，其中以“剑桥分析”非法取用Facebook用户资料，最受全球广泛关注。它所反映可能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

数月前，欧盟已经修订一般数据保障条例，赋予用户向网络平台取回及转移个人数据，并要求平台删除个人数据的权利。此一看似微小的政策改动，正宣告数据产权时代已经来临。

正如我在《后就业社会：谁是科技贵族？谁的人工智能？》指出，资讯科技不但取代大量职位，同时亦加剧资本垄断优势，令原本两极化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何通过拥有权模式的革新，回应新科技带来的经济机遇和挑战，对全球和香港来说同样是迫切的课题。“数据产权”作为日常生活的切身议题，实在应是时候提上公共议程。谨提出一些基本政策原则，抛砖引玉，期待社会能出现更多讨论：

（1）涉及法律保障的核心个人私隐资料，应由具法定权力的非官方信托机构管理。任何机构包括政府在取用此等资料前，须先以法定统一格式的协议书征求被取用者同意。

（2）任何机构取用核心私隐以外的个人数据，须确保后者能知悉取用程序及使用状况。被取用者拥有取回、转移及删除个人数据的权利。

（3）任何机构取用个人数据，须向被取用者支付数据使用费（可通过法定非官方信托机构执行），以体现数据产权的应有保障。

（4）任何机构取用个人以外的集体数据，须向法定非官方信托机构支付使用费，后者并以公开、公平和民主原则运用有关款项。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集体行动】离场是发声的紧箍咒【现象评析】“怕执输”心理如魔咒 催谷子女赢在起跑线上【现象评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吗？【领展街市】政府与市场：放开所有　彼此更自由？【共享经济】从共享单车到聪明政府

上文刊登于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