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评析】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吗？

不少学生在课堂报告中，都会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解释人的行为模式，仿佛不同学科都适用，万试万灵。我曾问低年级的学生，为何如此熟悉马斯洛？回答是读中学时已经学过！看来当今的大学生，都未必知道佛洛伊德，却一定知道马斯洛。

什么是“需求层次论”？长话短说，是指人皆必须满足基本需要，如衣食温饱，才有条件进一步追求更高理想，如自我实现，拾级而上，层层递进。在课堂上我倒常会引述管仲，他早在二千七百年前已说过：衣食足，知荣辱！六个字已说明一切。

最近看到一篇有趣的报道，指马斯洛虽在纽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心理学，但其理论在心理学界却毁誉参半；最终将“需要层次论”发扬光大的，却是麻州理工的管理学院，令马斯洛摇身变成人力资源管理大师，“需要层次论”则被描绘成一座“人生金字塔”，到了七十多年后仍历久不衰。说起来，管仲曾任齐国宰相，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期的经济学家。这大概已能清楚说明，为何马斯洛在香港如此普及，皆因其理论正好和我们的主流文化高度脗合。

尽管香港早已脱离“基本温饱”的阶段，但香港人总是把“饭碗”看得比天高。简单如台风“山竹”过后“全城返工”的世纪壮举；又或是黄子华“揾食啫，犯法呀”的经典金句，都在在反映“基本温饱”在我们心目中，地位是何等重要。

就算撇开返工和揾食这些文化基因，在高度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香港人无时无刻不看重“生存保障”。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莫过于子女一出世（或未出世）便要开始报幼稚园，未学晓走路便参加playgroup，幼稚园面试前连父母都要参加特训班……“弱肉强食”的森林定律，“你死我亡”的拼搏精神，仍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需要层次”。凡此种种，最终皆可归结为五字真言：赢在起跑线！“赢在幼稚园”原意是小学较易跟上，“赢在小学”则希望中学较易跟上，“赢在中学”则大学较易跟上……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求学就是求分数”，考试成绩等于一切，务必立于不败之地。

平情而论，这并非马斯洛的错；他也寄望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非受“动物本能”主宰；他也祈许人们能在“人生金字塔”中不断向上，并非只停留在温饱层次互相厮杀。或许我们是时候看看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看看带来什么启示。卡内曼和从事“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研究的拍档，同样相信人的“动物本能”—甚至较马斯洛更加相信。但分别在于，卡内曼指出我们可先认清这些本能，它们其实没有凌驾性地位，我们并非命定受它操控。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清楚知道自己的真正需要，并自决我们想过的人生。

《快思慢想》正好提供了一个简明的框架。简略而言，卡内曼指每个人都拥有两个思考系统：“系统一”是依赖本能、冲动和感觉的“快思”；“系统二”则是更重视逻辑、理性和论证的“慢想”。卡内曼的最主要洞见在于：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使用“系统二”，但使用“系统一”的频率却远比想像为高；我们都以为自己深思熟虑，但其实我们都已习惯冲动行事。卡内曼最广为人熟悉的概念是：“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或可称之为“避凶不趋吉”），即人们更愿意避免损失，而不是追求福祉—就算两者的数目和机率均等。人们因此往往倾向作出过于保守、而并非最适合自己的决定。明知“赢在起跑线”并非最佳选择，却起码可以避免“执输行头”，遂令不少家长都变得非理性，看不到其他教育模式的可能。香港人这种羊群心态，卡内曼最能一语道破。

既然“动物本能”并不具凌驾性，是否有方法令人做出更理性的决定？既然“系统一”常常出错，能否鼓励人们多学习使用“系统二”？别的行为经济学家遂把焦点放在更宏观的层次，探讨外在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人的思考系统运作。

若再以教育作为例子，我们大可下此判断：香港根深柢固的主流文化，无疑对家长行为取向影响至大；但决定学生升学机会的评核机制，始终是最直接和决定性的因素。例如狭隘的学术要求，难免强化过度操练的教学方式；考试导向的评估模式，则必然导致更加着重背诵的学习文化。尽管教育改革推行近二十年，评核机制其实并无多大改变。

由此衍生家长和学生的迥异对应方法：一、大部份人会选择对现存体制照单全收（conformism），务求令自己不会成为体制下的牺牲品；二、较难适应此等游戏规则的人，或在没有选择下会行礼如仪（ritualism），勉强应付被强加的要求，但求蒙混过关。上述两者皆可归类为“系统一”的思维。

至于那些尝试选择“系统二”的，至今在香港仍然属于少数：三、其中一部份较具经济能力的家庭，会把子女送往直资或国际学校，力求寻找体制以外的创新出路（innovation）；四、极少数负担能力略低、又或对体制更加抗拒的家庭，则会进一步探索另类教育革命的可能性（revolution）。毋庸讳言，最后一种选择至今在香港仍难成气候。

由此可见，香港的教育制度并非完全无法容纳“系统二”，它亦提供了纾缓民怨压力的泄洪口。近年通过非主流渠道（如IB课程）升读本地大学，成功率亦不断提高。只是这些渠道倾斜于经济能力较佳的中产家庭，基层家庭想跳出体制强加的束缚，实在是谈何容易。反过来说，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出发，虽然也会面对一些民间抗议的声音，但它实际上并无太大诱因，要根本改变家长和学生“系统一”的“动物本能”；反正那些希望转轨至“系统二”的家庭，自然会以各种方法自求多福（包括众多高官及其子女），政府对不满就更“名正言顺”地阔佬懒理。

同样的行为分析，亦可放诸香港整体的威权政治体制：大部份香港人其实并不抗拒“系统一”，甘愿继续做其顺民，每日接受“语言伪术”的薰陶，又或起码提不起劲反抗；至于那些坚持转往“系统二”的，由于一直无法找到挑战体制的有效方式，亦只能以自求多福的方式坚持自我，独善其身。看来除了选择移民，似乎没有太多好办法。教育体制加上政治体制的压力，最大可能带来的结果是：相当部份有能力的香港家庭，会通过移民作为解决子女教育问题的出路，同时亦是捍卫政治自主的选择。遗下来的香港，“系统一”将进一步加强，迈向全面“动物本能”社会。对当权者来说，强化这种“劣币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可能是最乐见的结果；但对普罗市民来说，这可能已是香港存亡的临界点。

上文节录自第16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日）《人生金字塔  可以“升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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