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评析】小转变的大改善潜能
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与杜芙若（Esther Duflo）在主要著作《穷人的经济学：如何终结贫穷？》（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中开宗明义指出：假如扶贫机构列举一大堆发展中国家儿童夭折率的数字，没有太多人会愿意捐钱；但假如募捐讯息指向非洲某名濒死儿童，大家都很愿意慷慨解囊。
班纳吉与杜芙若是新鲜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得奖的还有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杜芙若更是以46岁之龄，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得奖人，亦是继2009年的欧斯壮（Elinor Ostrom）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女性。这难免令她成为举世瞩目的名字。
以往诺贝尔奖得主做的专门研究，往往令一般读者望而生畏，但近年尤其是“行为经济学”（behavioural economics）的学者频频获奖，经济学理论高不可攀的形象遂得以打破。班杜二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自然被归类为“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范畴；但研究取向和方法却与行为经济学类似，其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s）的方法就更加“贴地”。书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疟疾是发展中国家儿童的头号杀手，过往大量国际援助皆力图开出良方，包括向穷人免费派发蚊帐，但最终成效却好坏参半。支持派蚊帐者指出由于援助不足，蚊帐因而无法覆盖所有家庭和儿童；反对者则指这种“大镬饭”做法，无法调动穷人的积极性，蚊帐市场更因此惨遭摧毁。班杜二人采取了创新的方法，先不对蚊帐援助妄下判断，而是进行仔细的田野实验，在随机控制下作出各种测试（randomised control trials）。例如观察获发免费蚊帐的家庭会怎样做，获补贴蚊帐一半价钱的家庭又会怎样做，采取其他方法预防疟疾又会怎样。他们尝试从贫穷家庭日常生活习惯中，寻找出使用蚊帐的规律和原委，并借此找出对症下药的方向。
对于一直采用田野研究的人类学家而言，班杜二人的方法唯一突出之处，就是采用了类似实验室情景的严格随机控制，否则，根本不值一提。但对于长期沉迷于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而言，回到真实的生活中研究真实的经济，却堪称石破天惊的世纪大发现！这类认知上的严重偏差，绝非经济学家的专利。就正如法国社会学巨匠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困在象牙塔里的大学学者，自有一套既定的学术潜规则，规限了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研究疆域。期望尊贵的学者走出象牙塔，走到生活中认识现实，本质上已是挑战了大学的禁忌。学者若想突破这些规则和禁忌，要么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班杜二人应属此列），要么就是不想继续在大学混下去！
正如文首濒死儿童的故事所揭示，班杜二人采取的策略是不扮高深，不唱高调，而是一味只从小处着眼，哪怕在贫穷问题上小修小补，却总能找到介入和改善的微小空间。班杜二人毫不讳言，正是由于全球贫穷问题过于繁杂，令人产生巨大的无力感，望之却步；相反若先从小转变入手，做出成绩，带来阶段性的成效，扶贫（或研究）工作才能细水长流地延续。这大概亦能充分说明，为何对广义上的行为经济学，诺贝尔奖评委似乎情有独钟。皆因其进步之余，却不太激进，稳健之余带点调皮，总能迎合方方面面的不同期望。
反过来说，理论和实践毕竟存在巨大差距，假如学者只一味居高临下，无视发展中国家千差万别的现状，以全知专家的身份指指点点，则扶贫不成之余，很可能还会制造更多和更大的问题。班杜二人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始终代表着一种相对谦卑的取态—就算解决不了问题，起码也不致带来太多新问题。这对拥有权力的决策者来说，尤其重要。
执笔至此，总难免令人联想到香港的政务官。远在港英管治的年代，大大小小社区场合均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例如刚去世不久的前布政司钟逸杰，身为殖民地高官却操一口流利广东话，放下身段和不同阶层市民接触。在推行地方行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务官更必须派驻各区政务处，累积前线群众工作的经验。两个市政局的民选议员，在批评政府之余亦要为决策负责，更是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范例。回归之后，政务官仍手执特区政府行政大权，但都通通躲在政府总部的深宫中，在“坚离地”的环境中草拟政策。今日，随着官民间的鸿沟愈拉愈阔，高官已不再抱少做少错的态度，而是力求做到不做不错！近年就连局长们公开露面亦买少见少，除了立法会会议外，网志似乎已成为他们发表政见的唯一渠道！至于林郑的那场“社区对话会”，不提也罢！
在一些学术味道不太浓烈的学科，近年亦兴起放下身段的风潮，强调以人为本的研究方法，善用群众智慧和跨界别协作，力图拉近学者和研究对象的距离，和班杜二人的方法不谋而合。在我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学，近年相继设立“社会设计”和“社会政策及社会创新”学位课程，甚重视可笼统地称为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的研究及教学模式。顾名思义，设计思维乃是源于设计专业，近年却被企业和教育机构广泛采用，就特定课题采取集思广益的方式，共同寻找具创意及突破性的见解，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正错误（trial and error），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概括而言，设计思维强调的是从实践中学习，从错误中学习，和传统的静态课堂教学大有差别。
设计思维能否应用在政策研究和作出改善？能否重新营造官民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许可以这样说：现时香港面对深重的社会政治危机，就好像全球贫穷问题般化解无门，整个社会的宿命和无力感皆很强。设计思维、跨界别协作，或是社区层面的任何实质参与模式，纵使只是对社会问题小修小补，但重点却是有可能带来具体成效。总算是在一片荒漠之中，让人看到一泓清泉。
这是否只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显然不是。近年发达国家的政府高层，纷纷成立各类政策实验室，特区政府也成立了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简称PICO），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在民间层面上，由创不同主办、赛马会支持的社会创新实验室（Social Lab）就具体社区面对的公共课题，成立跨界别的工作小组，以协作方式进行长达半年的田野研究，并由此得出制度及政策改进的建议。
不问可知，如此大费周章的社区参与过程，产出的政策效果可能不成比例。但协作田野研究的真正意义，却更在于拉近背景迥异持份者的距离，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认识，建立同理心。这固然对短期解决问题有一定帮助，但更重要是长远孕育重视实证、重视对话的落地管治文化。若能善加利用的话，不啻为打破政治僵局的一个小小契机。
《香港01》周报特约撰稿人邹崇铭其他文章：
上文刊登于第18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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