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2020】香港01致陈茂波——除了派钱，请你走多步！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台鉴：
受反修例风波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双重打击，香港正面临回归后第三次经济危机，特区政府的管治威信亦跌至谷底；然而，你上周三（2月26日）在“万众期待”下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一举推出涉款1,200亿元的大规模逆周期措施，又接纳跨光谱倡议向每位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派发1万元，成功令民望反弹16.8分至43.5分，并以55.7分创下2010年以来最高的预算案评分。
不过，这已是你三年半来第二次“派钱”——市道稳定你“派钱”，经济下行你还是“派钱”。霎时间不禁想问，除了“派钱”，你还做过什么？
你早说过，“派钱”不符合有为政府的理财原则，与其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也说过，面对最卑微、最失落、最容易被忽略的基层，一定要秉持最大的气魄重整分配结构、改善扶贫政策、促进税制改革；你还说过，往届政府的《财政预算案》缺乏长远规划的社会愿景，必须提升财政储备的投资回报，配合香港发展新兴产业。凭这些话，我们相信，比起传统政治精英，你对香港困局有相对深刻的认识；然而，自2017年接任财政司司长后，你昔日说过的那些“救港良方”，好像都没有什么进展，实在令人失望！
除了“派钱”，大家还记住了什么？
不过，如果说你毫无作为，也不中肯。因为在市道不景下，你敢于突破以往“小政府、大市场”思维，甚至解开“公共开支不得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的20%”及“财政储备必须维持至少15个月政府开支”等枷锁，大胆“开仓”千亿提振经济；再者，对普罗大众来说，尤其是经济衰退下首当其冲的基层，“派钱”的确可解燃眉之急，并且带动本地消费。
问题是，长远来说，“派钱”难以纾解社会矛盾，亦无助纾缓百姓焦虑。因为当下的民怨沸腾，正是源于港英时期已积压的深层矛盾——掌权的精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捆绑，缺乏“主人翁”意识的公务员又怠政懒政，导致资源分配长期倾向既得利益集团，令产业发展单一、经济转型困难、阶级流动固化、贫富悬殊严重。不难想像，如果你只为纾缓民怨而“派钱”，却不从根本秉承公义扭转分配结构，深层次矛盾就会无限累积，市民的焦虑不安也会持续，类似反修例的大型社会运动难免重临，香港就要再被折腾一遍；然而，就算我们有万亿储备的家底，也耗不起再多一场“反修例”。
遗憾是，“派钱”这剂“吗啡”一出，几乎已麻痹了社会对资源分配不公不义的痛感——主流舆论只关心“何时派”、“怎样派”、“派了做什么”，但鲜少指出这种“贫富均一”的“派钱”方式并未能令最有需要的基层获得最适切的援助，而各大政党亦只沉醉在“成功争取”之中，遑论延伸讨论香港怎样应变经济危机、如何检讨公共财政运用等等迫在眉睫的课题，完美上演“香港穷得只剩下钱”的悲惨境况。
更令人失望是，就算市民安于现状、政党不思进取，但作为财政司司长的你，上周六（2月29日）竟然在网志“妄想”经济低潮后会迎来显著反弹——这种侥幸心理难免令人质疑，你似乎也没有什么忧患意识，甚至未能洞悉香港已进入前所未见的转型时期。
其实，无论是2003年SARS疫情后“开放自由行”，还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热钱流入”，香港都是被动享受外围环境变化的红利，令旅游及金融等传统支柱继续坐大，根本未能主动因应增量拓展新兴产业；直到近年，中央以“积极一国两制”思维推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作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绝对有利香港转型的国家战略部署，奈何官商民仍是一副搭顺风车或“被规划”的心态，完全未能掌握先机积极促进“港深同城化”——灵活运用创新思维破除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提升经济活动交易效率、促成以本地利益为依归的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本来已经走到瓶颈的香港经济，又被反修例风波折腾了整整八个月，如今面对新模式的机遇，若仍死抱旧思维、妄想“等运到”，到时又怎能顶得住？
除了“派钱”，“分配”请你走多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经济抑或政治，香港根本没有沉迷虚幻、自欺欺人的空间；事实上，这也正正是你以前念兹在兹那些“救港良方”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
无可否认，特区政府由去年8月至今年2月，先是推出四轮共250亿元惠及商界的纾困措施，上月中再加码300亿元推出“防疫抗逆基金”为中小企“吊盐水”，至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又有12项涉款183亿元以“撑企业、保就业”，堪称亚洲最重手——你的逻辑是，希望藉措施“撑企业”，继而“保住三百多万打工仔的饭碗”。然而，从系列明显向商界倾斜的措施可见，包括你在内的特区高官，似乎仍然在滴漏式经济迷思中徘徊，盲目相信只要减低经营成本，有良心的雇主就会大发慈悲和雇员分享援助或利润。问题是，“滴漏效应”的神话早就被戳破，在追求极大化利益的本性下，雇主会凭借资本优势在市场中累积更多财富，而雇员却因未能直接受惠而朝不保夕。
“对于社会上的3L——the least, the last and the lost，即最卑微、最容易被忽略和最失落的一群，当我们提出要帮助他们时，我认为我们完全有能力及应该有更大的气魄来进行。”——你昔日担任立法会会计界议员审议《财政预算案》时，尚且义正严辞地指出，“重视市场的政府，绝对不等于一个冷酷无情的政府”，又强调港府断不能漠视弱势社群的需要，更不能只为他们提供小恩小惠的纾缓措施——然而，当你摇身变成香港的“大掌柜”，你不但没能恪守分配正义的原则改革扶贫或劳工政策，反而沿袭往届政府的“津贴主义”，只愿意为个别有需要人士提供一次又一次的“一次性援助”，而没有检讨并制订整全的保障制度。
《香港01》多次指出，由于上述的结构性困局，在“一次分配”（即按市场效率原则分配）中，政府已经未能为雇员建构一套公平合理的“按劳获酬”制度（例如时薪70元的最低生活工资、能够保障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标准工时、免除巨额行政费用的强积金、令全民老有所依的退休保障），导致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往往备受雇主剥削；至“二次分配”（即通过税收及社会福利进行资源再分配）时，政府也未有积极透过税务及福利政策建构财富转移，以提升所有阶层的生活品质，并鼓励有志者创业致富，借此调节贫富阶层的收益差距。
未能与时俱进的香港税制，正正是个“二次分配”的“反面教材”——本港原本以累进税及标准税并行，以实现“能者多付”，但每逢《财政预算案》，几乎都会出现宽免税务及差饷的措施，导致“富者多得”。这种明显偏袒中产和富者的做法，不但完全违反分配正义，而且因为年年推行，变相把“一次性”纾困措施“恒常化”，根本未能发挥财富再分配的作用。例如，立法会秘书处就《财政预算案2017/2018》撰写的研究报告显示，当局在2007年至2017年间，合共有3,200亿元的“一次性纾困措施”开支，当中64%金额由纳税人获得，但基层只分享到16%的款项；另外，以今年度为例，全港195万名薪俸税纳税人当中，有约134万属较低收入人士，当中绝大部份可能只获得数十或数百元的退税。
令人不解的是，你早年担任代议士时，已看清现行税制的弊端，甚至多次促请特区政府进行包括扩阔税基、开新税种等等在内的税制改革，借此配合产业政策、解决贫穷问题、消弭社经不平等；但缘何，当你掌握税改大权的时候，却一再以“香港实行低税政策”回避，并像特首林郑月娥一样，屡次用“研究”、“研究”、“再研究”作拖延？
香港之所以需要进行税制改革，并不仅仅是以增加税收为主要目标，而是要实践税制的公平正义，从而提升对基层的保障。再者，以“经济自由度指数”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为例，有174个设有薪俸税，而其税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29.6%和30%，远高于香港的15%，另有177个设有公司税，其税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则分别是24.7%和25%，又高于香港的16.5%——可见香港即使微调税率，也仍然可以奉行低税制。除此，参照德国学者编订的“税务吸引力度指数”，原本排名第25位的香港，若只计算“公司收入税率”、“个人收入税率”、“资本增值征税”及“分发股息征税”的话，就会跌至第41位——换言之，税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绝不限于税率的高低或税种的多少，而只要政府能够推出相应的税务配套措施，仍然可以抵销调整税率或新增税种后的负面冲击。
除了“派钱”，“产业”也须走多步！
“一直以来，我与议会内的一些同事均不厌其烦地促请政府检讨和改革财政储备的投资，提升回报率，以及用来帮助香港新兴产业的发展。但是，很可惜，特区政府至今仍没有积极反应。”——不料，你昔日在议事厅内对《财政预算案》的批评，其实也适用于你今日所发表的《财政预算案》。尽管你有意透过“未来基金”对财政储备的投资管理进行改革，也尽管你年年承诺要“积极发展新增产业”，但有关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甚至可谓“捉到鹿但唔识脱角”。
你提出在“未来基金”中拨出220亿元成立“香港增长组合”的投资组合，以投资与“香港有关连”的公司、项目或基金，而政府内部更形容这计划类似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将集中投资于生物科技、医疗及创科等新经济范畴。姑勿论这个“港版淡马锡”与持有3,130亿元坡元（约18,000亿港元）投资组合的淡马锡之投资规模有天渊之别，如果政府仍然未能破除死守巨额财政储备的迷思、化被动为主动重整投资策略以活化经常开支，再多基金也是枉然，甚至会沦为东施效颦的国际笑话。
事实上，“未来基金”自2015年由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从“土地基金”拨出2,197亿元成立后，本身已经为人诟病。该基金一直存放在作为政府财政储备的“外汇基金”当中，由金管局负责长线投资，并规定除紧急情况不得于2026年前提取，以便将来可以应付人口老化及经济增长放缓的财政挑战。换言之，“未来基金”的设立，不是为了防微杜渐，而是预视到危机的出现但不积极克服而仅是积谷防饥，等同将今天的问题拖延至明天解决。
至于“外汇基金”，你担任立法会议员时，也早就批评金管局的投资策略非常保守、投资工具限制多多、主要集中美元资产，而每当有人批评当局投资回报不佳时，当局总会搬出要以财政储备维持金融稳定作为“挡箭牌”。你当年甚至提倡当局参考新加坡把财政储备三分管理的做法，即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作低风险和易套现的投资、由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GIC）主攻长期回报的不同投资组合、由淡马锡入股其他公司及股票投资；你更指出，后两者每年扣除通胀后，都会把一半回报注入新加坡政府的经常性开支，而经常性开支中又有约一半用于社会福利开支，借此确保“二次分配”的有效运行，又防止新加坡食尽老本。
转眼八年过去，没想到，你当日对“管理储备”的高见，直到你掌握财政大权后，还须先成立由冯国经、刘遵义、王冬胜及陈德霖等重量级财经专家小组，再“借”他们的建议来尝试落实。但愿这一试不需要再等八年，亦希望你尽早为香港制订通盘的产业战略，方能善用储备配合香港未来发展。须知道，香港产业单一问题不断恶化，以2017年为例，金融、保险及地产行业的产值合共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39.4%，但它们只养活了6%的就业人口，反观GDP只占6.5%的零售、餐饮及住宿服务业，却养着15%的就业人口，而其工资中位数根本不及金融业的一半，可见大量财富流向金融资产领域。
产业改革迫在眉睫，你任内也多次强调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扩阔经济基础，为年轻人提供更广泛和优质的就业机会”；但现实是，你的“产业大计”从来“只闻楼梯响”。不难推测，港府官员多年来囿于自由经济迷思，不愿也不敢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者”，遑论全面检视香港的产业困局，主动扛起推动产业改革的重责，令广大香港市民都成为新兴利益结构的一分子。而本来有点不一样的你，也被他们同化了吗？
没有整全的产业规划，以及对符合香港优势的医疗、教育、创科及航空等产业有突破想像的发展愿景，自然不知道香港需要怎样的人才，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培养、吸引、发掘及使用人才——例如，误以为只要透过“研究员计划”和“博士专才库”的资助培育了一堆拥有文凭的“科研专才”，就等同培养了香港发展创科产业的能力（即包括研发技术的能力、整合复杂科研的能力、把科研转化成产品的能力、把产品转化成可以供给市场消费的能力、以及透过市场再增进自身创科能力的能力），待“缘分到了”就个个就可以变出“大疆无人机”；又妄以为只要成立了“香港国际航空学院”，为6.8万人次提供以管理为主而非培训机师的课程，就能令香港发展成为国际航空人才培训基地。
其实，只要你秉持当年的信念和原则，愿意多走一步，香港可能变得很不一样。例如主动出手为创科产业提供市场、组织人才、发掘产品，并借助深圳在创科和制造上的能力来推动积香港转型；又如极投放资源培养更多本地机师及飞机工程师，令香港成为航空人才培训基地。
你常言，“有志者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我们仍然期望你能以“千方百计”，攻克官僚港府的“千难万难”！
敬颂
春祺
《香港01》谨启
2020年3月2日
上文刊登于第20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2日）《《香港01》致陈茂波公开信 除了派钱，请你走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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