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穷得只剩钱的香港　亟需“解放思想”

千呼万唤，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终于在上周宣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当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发一万元。正因如此“大手笔”，市民对预算案的满意度达46%，是自2010年2月以来新高，陈茂波的民望亦激增16.8分至43.5分，反映不少市民对纾困措施“收货”，对政府展现难得的“慷慨”眉开眼笑。我们认同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时，“派钱”有其必要性，理解市民“收货”的心情和原因，但我们却笑不出来。

为什么笑不出来？因为政府“慷慨”背后隐藏了诸多理财观念上的失误，而这些失误折射出当局的怠政、无能和思维滞后，致使香港迟迟无法走出管治困境。最明显的例子是政府对赤字的看法─陈茂波对1,200亿元纾困措施会否构成长远财政负担念兹在兹，强调“如果持续出现财赤，储备终会有耗尽的一天”。对赤字心存畏惧是合理的，但如果政府对应该如何“花钱”欠缺合理认知，对财政管理没有信心，那根本就与“守财奴”无异。我们认为，坐拥万亿元“家底”的政府一方面不应坐吃山崩，应该积极开源，避免储备耗尽；另一方面要投资未来，通过开拓新兴产业和推动经济转型，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达致全民雨露均沾。可惜在这份预算案中，彰显政府有远见的地方实在太少。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预算案包含向医管局增拨资源、强化社工服务、推行青年创业计划等可取措施，但整体上却无法让人相信，政府正为香港的未来创造机会。个中关键在于执政者抱残守缺，欠缺必要的意识应对瞬息万变的挑战。如果港府拒绝“解放思想”、得过且过、惧事怕事，不明白自身责任在于利用公共财政手段增进社会福祉，那么，深层次结构矛盾不单无法纾解，反而会不断累积，最终全民皆输。

派钱程序缓慢反智　欠缺精准济弱扶贫

预算案评分虽然创十年新高，但掩盖不了政府在处理公共财政时欠缺整套规划、跳不出官僚逻辑的事实。单以“派一万蚊”为例，其执行过程显然是反智官僚程序的体现：首先这笔钱预计要到暑假才到手，远水难救近火；其次是“派钱”成本极其高昂，上次有资产审查“派四千蚊”需花三亿多元行政费，今次几乎无审查“全民派钱”反而要预留十亿元，简直是混账！

当被问及可否加快“派钱”步伐时，陈茂波声称银行需时三个月更新电脑系统与政府对接，而且需时收集约7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还要考虑如何保障市民私隐。“财爷”的回应看似稳妥，实际上却令人完全搞不懂。为什么港府在累积两次“派钱”经验后，依旧好像新手一样，要为“如何派”费煞思量？预算案大谈“智慧城市”、“数码基建”、“5G 时代”，但连资料管理都做得一塌糊涂，如何让人对当局有信心？其实处理方法并不复杂─政府本来就拥有市民的身份证资料和出入境纪录，大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全民资料库，像选民登记一样定期更新，避免“如何派”的问题将来再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受到肺炎疫情打击的新加坡也在最新一份预算案中宣布“派钱”，但派得很有原则─金额不是一刀切，而是视乎受惠者年薪而定，贫者派得多，富者派得少，用内地的术语就是“精准扶贫”、“精准纾困”。相比之下，港府遗漏了居港未满七年、最需要帮助的新移民，却愿意“派钱”给那些根本不以香港为家、早已移民海外的“前香港人”，这对真正需要帮助的市民并不公平。如果香港能够学习新加坡的做法，那么需要帮助的人将会获得更多帮助。

死抱简单低税教条　难以实践公平正义

预算案和施政报告一样，理应对香港的出路有所启示，短期而言固然要帮助纾困，长远要有利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社会民生的公平正义。陈茂波在2011年担任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时曾动议设立税务政策组，“研究使用税务措施来配合政府的经济和产业政策、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竞争力、解决贫穷问题和消弭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如今九年已过，税务政策组早在2017年成立，但他当年希望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宏大目标却不见踪影，怎不令人侧目！

税务措施方面，陈茂波在预算案中建议宽免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非住宅物业差饷等，只属小修小补。他虽然提及“或要考虑开拓新的收入来源或调整税率”，但“或要”和“考虑”的字眼证明其态度并不积极，似乎无意就香港长期以来的“简单低税制”迷思进行检讨。港府历任财金官员都认为“简单低税制”是香港的优势，每每以《基本法》第108条写明的“低税政策”搪塞之，殊不知本地现行税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料，全球各国薪俸税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29.6%和30%，公司利得税率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24.7%和25%，它们全都高于香港的薪俸税率15%与利得税率16.5%。

从全球多国的税务数据可见，“简单低税”并非不能撼动的“硬指标”，而是一个相对概念。香港不是税务天堂，应该在税务之外拥有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港府绝对有空间上调税率，或者设置资产增值税等新税项。即使这样做，我们亦毋须庸人自扰，担心竞争力就此丧失。香港的竞争力是多方面的，而且应该继续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只要妥善筹谋，包括维持并强化市场开放、法治、专业等优势，善用内地发展机遇，香港的竞争力便可以维持甚至提升。届时港府不单毋须担心耗尽储备，反而有余裕在改善民生福祉上投放更多，实践公平正义。

发掘经济新增长点　产业改革势不容缓

除了税务思维落后，欠缺产业政策也是香港身陷困境的原因，唯陈茂波在这方面依然欠缺魄力。香港从政者应当明白，扭曲的产业结构是年轻人缺乏上流机会、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平的根源。事实上，香港产业格局在回归二十三年几乎没有改变。其中“四大支柱”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由2009年的56%，稍稍增至2018年的57.4%；而曾荫权在2009年提出的“六大优势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教育、私营医疗、检测认证、环保工业以及创新科技）的百分比，只由当年的7.8%轻微增至9%。

值得留意的是，“六大产业”中的教育和医疗是香港的强项，政府本应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前提下，把这些强项发展成可为香港带来大量高增值职位和经济回报的产业，可是，财政司根本不会如此思考，例如医疗只被视为公共服务，而非能够增加从业员收入、大有可为的产业。

《香港01》多次指出，香港既要以适切的观念看待地产业，同时巩固在金融、专业服务上的传统优势，更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预算案虽然有类似表述，可惜却欠缺相应措施支持。事实上，香港在这方面已吃了不少教训，例如早年来香港读书的无人机公司创办人汪滔之所以选择扎根深圳，原因在于香港欠缺有利创科发展的生态体系。最近香港理工大学成功研发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快速测试系统，可在一小时分辨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在内的40种病毒，但这项足以令港人引以为傲的研究成果，当初原来没有获得港府资助，即使将来项目投产，亦要靠深圳市政府支援。我们要问，在接连失去开拓新兴产业的机会后，港府究竟何时才会醒悟，以正确心态迎接下一次可能出现的机会？

即使政府在某些领域开始改变思维，但整体上依旧给人裹足不前之感，例如陈茂波虽在预案中提及“土地储备”概念，但我们暂时还未看到如何建立储备的具体建议。另一个例子是当局将从“未来基金”拨出220亿元，成立类似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的“香港增长组合”投资组合，投资到“与香港有关连”的公司、项目或基金，据报会是医疗、科技等新经济项目。如果能够落实，政府无疑是走了正确一步。

《香港01》一直呼吁港府积极开拓具战略价值、包括创科等新兴产业，借此推动社会经济转型。我们不希望政府只是对新加坡东施效颦，它必须全面探讨如何管理香港的储备，不论财政储备抑或外汇储备都要积极利用，为香港的产业转型做好准备。大家要知道，只要在万亿元财政储备上提升一个百分点回报，就是为财政收入增加一百亿元，如果妥善运用，将是社会改革一大助力。

香港在经历了反修例示威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打击后，社会精英更应该明白变革刻不容缓。“派钱”、减税等旧招虽可纾解一时之困，但毕竟无助这个城市的长远发展。政府一定要利用公共财政手段，以更多实招为社会创造机会和财富，“土地储备”和“港版淡马锡”均是立意良好的举措，必须缜密规划，用心落实。我们期望当局能够细致规划各项工作，以思维创新带动政策创新。只有这样，香港才不至于继续蹉跎，可以尽快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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