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预算案．深度】财爷又“全民派钱” 识得派，一定咁样派！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三（2月26日）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在社会呼声高涨下“从善如流”，宣布向18岁以上香港居民“派钱”，同时保留退税等“派糖”措施，以纾解民困。为民纾困是政府应有之义，但长远而言，“派钱”根本难以纾解社会矛盾，亦无助纾缓百姓焦虑；特区政府若想从根本解决民困，必须秉承公义重整分配结构。
受反修例风波及新型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香港正面临回归后第三次经济危机，首当其冲是普罗市民，不少人已被裁员或被强制放无薪假；加上政府抗疫失能，市面陷入一片恐慌，既要担心个人健康，又要担心经济不景。市民怨声载道，难免期盼特区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出手相助，不论建制或泛民政党，也难得“团结”提倡政府向全民派发1万元。
无可否认，在艰难时期，“派钱”的确能为市民提供“及时雨”以解忧纾困，但从长远而言，“派钱”并非解决香港困境的良策，因为贫富所得均一，也无法解决贫者所面对的结构性生活困局。如果特区政府只为纾缓民怨而“派钱”，甚至提供各种小恩小惠的“派糖”措施，却未能从根本扭转分配结构，深层次矛盾就会继续累积，市民的生活的焦虑不安也会持续，类似反修例的大型社会运动就难免重临，到时候香港又要再被折腾一遍。
《香港01》不止一次指出，当下的民怨沸腾，源于港英时期已经积压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在“官商共治”格局下，一直未能秉持分配正义，也未能发展新兴产业，导致贫富悬殊。所谓“分配正义”，就是政府使各阶层都能充分享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让任何一方成为其余阶层成功的牺牲品或踏脚石，例如在一次分配中，令劳工阶层享有更合理的按劳分配报酬，又在二次分配中，通过政府政策的介入调整社会资源的供给，提高所有市民的生活品质。只有秉持正义的分配方式，才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反之，就会引起矛盾、发生冲突。
事实上，特区政府曾经两度“派钱”。第一次在2011年，当时社会刚脱离金融海啸，经济回稳但通胀严重，同时楼价急升，导致民怨升温。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发表《财政预算案2011》时，原本仿照早年的做法向合资格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注入$6,000元，以加强退休保障；不料却惹起全港反弹，指远水难救近火，泛民主派更发起连串游行。群情四起下，曾俊华转为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元， 开启“派钱”大门。诚然，此挽回不少民望，但是当时生活成本上涨、楼价高企、医疗资源不足等经济民生都没有改善。
第二次则是在2018年2月。当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政府录得破纪录的1,380亿元盈余，财政储备突破万亿元。彼时，以特首林郑月娥为首的现届政府刚上任大半年，扬言将展现管治新风格、政府新角色、理财新哲学的她，在2017年10月公布首份《施政报告》时，却令人大失所望，根本解决水深火热的房屋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向来只懂得呼吁政府“派钱”的各大政党，又借此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前吸尽眼球、挑起民情。因此，当陈茂波并未如愿“派钱”后，屡被质疑未能还富于民。他随即推出“关爱共享”计划，向合资格的280万名市民派发$4,000元。奈何有关申请手续繁复，金额直到去年中才陆续到达市民手上，期间消耗了3.11亿元公帑的行政成本，而民生问题仍然未解。
可想而知，如果陈茂波再次只顾“派钱”而不重整分配结构、借此推行社会改革，相信香港前路只会更难行。除了打破既得利益结构、重构公正的资源分配，特区政府也应该调拨资源、发展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方能提供更多具发展潜力及待遇优厚的创业与工作机会，并借此改革教育制度，增加科技人员、专上教师及医生等高薪职位，提供向上流机会。
以创新及科技为例，即使政府在十年前已经提倡发展知识型经济，奈何直到今天创科发展仍严重滞后。日前理工大学研究团队发布一套全自动快速多重诊断系统，能够在一小时内迅速检测30种以上细菌及病毒的病原体，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而成本只须300元。团队表示，曾经向创新及科技基金申请资助，但未能成功，幸而其后获得深圳市政府资助。其实特区政府并非首次“走宝”，理大于2009年研发的电动车MyCar产品原型后，同样因为缺乏港府及财团支持而无法“落地”，只能把品牌和技术售予美国公司，从此与香港毫无关系。港府如此后知后觉，莫说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科龙头，连基本的发展土壤都无法提供！
须知道，“派钱”只是糖衣毒药，用以麻痹社会对不公义财富分配的痛感。无论经济环境如何，社会资源分配都应格守公义原则，不能被舆论左右而药石乱投、不就民生问题对症下药。在长远发展上，必须改变旧有分配模式、推动产业政策，才能促进阶级流动、真正为民解困。林郑月娥及陈茂波等若仍死守“派钱”及“派糖”哲学，只会深化矛盾、制造阶级冲突，最终为民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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