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工会运动稳定社会 集体谈判保障工人
早前，超级台台“山竹”袭港，虽然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惟翌日复工后，全城交通混乱，而工联会的调查竟发现，有19%受访者因此事被雇主扣假、扣勤工奖或工资。连同早前海丽邨清洁工被拖遣散费，及男士侍产假由三日增至五日的立法讨论等例子可见，不论是白领或蓝领工人，本港的雇佣关系，多年来大都处于权力不对等的状态，“长工时、待遇差、被剥削”可谓是本港多数打工仔的写照。归根究柢，此等不平等现象，跟本港工运发展落后有极为密切关系。本港工运发展裹足不前，个中有不少迷思值得深究。不少雇主认为，若社会存在强大而团结的工会，将会不断争取提升工人待遇，削弱生产力，而工会动辄就诉诸示威、摆工，也会拖垮经济发展，加深社会阶级撕裂。可是，作为全球工会参与度最高之一的国家——瑞典，正正是反驳上述论点的范例，说明强大的工会不仅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更反而有助化解劳资双方的分歧，成为稳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的一大助力。（此乃瑞典模式专题报道之一，文末可看相关报道及专访影片）
一纸集体谈判权 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
虽然，现时瑞典的劳资关系和平稳定，但回望上世纪初，瑞典亦曾有过严重的劳资纠纷，导致社会动荡。1909年，瑞典工人联合会（Landsorganisationen, LO）发动30万人大罢工，争取改善工人的薪酬待遇。可是，大罢工并没有达致预期效果，后来更有不少参加者被雇主列入黑名单，永不录用。LO吃了一场败仗后，会员人数急剧下跌。
不过，雇主联合会（Arbetsgivareföreningen，SAF）的胜利，并未为劳动市场带来稳定，反而更刺激了工人运动的活力，大大小小的罢工此起彼落，严重冲击了瑞典的经济。情况直至1938年，劳资双方就集体谈判权达成共识，自此，Saltsjöbaden Agreement就成了瑞典劳资两方的谈判基石。虽然协议早在大半世纪前签订，但部分内容仍保留在今天的集体谈判框架内，包括：
如何及何时进行谈判，以保障劳资两方的既有权利；有关何时及如何诉诸工业行动的规则；厘定谈判守则，有关集体协议争议的解决程序；违反集体协议或须负上的责任及赔偿金。
值得一题的是，传统上强调“大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瑞典，政府在过去多年鲜有干预劳资双方的谈判进程。瑞典最大的白领工会Unionen的国际关系部总监Magnus Kjellsson认为，集体谈判对瑞典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看看瑞典的劳动市场，它并不像其他国家，需要政府立法监管，而是通过‘协议’来规范，因为工会和雇主双方都能够相互尊重和理解”。他接着补充，瑞典劳动市场的特点，在于“（两方）总是寻求共识和共同点⋯⋯如果你回望旧日，瑞典曾是最多罢工的国家”，但在集体谈判权确立后，工会和雇主都赞成通过谈判，找到共同解决方案。故此，即使瑞典多年来都没有就最低工资等劳工权益立法，该国仍可称得上是劳工保障最完善的国家。
集体谈判是工人的靠山 工会不仅只是争取加薪
集体谈判权可谓瑞典劳动市场的基石，但个中细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各行业作出微观修订，配合个别行业的发展需要。简单而言，全国性的集体协议由超过100个缔约组织参与协商，讨论基本工资调整和基本待遇（如工时）进行协商，然后各组织再就个别行业进行细节调整，现时瑞典劳动市场共有逾650多项集体协议。协议期间，劳资双方皆有义务保持契约精神，这意味双方不得采取工业行动、改变协议细则、搾取未包含在协议内的潜在利益。
具体操作上，劳资双方每隔两、三年举行集体谈判（须视乎上一次的契约期效）。此外，劳资两方各有研究人员，负责整理和推算未来的前景，如经济增长展望、行业结构、工人竞争力等因素，来决定己方在谈判中的论据和立场，进行博弈。若双方未能达成共识，会缩短协议的有效期，待不稳因素消除后再另行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目前瑞典约有七成民众参加工会，但集体谈判的成果仍适用于没有工会会藉的工人，一视同仁。乍听起来，工会资格似乎可有可无，但是，瑞典的工会提供了不少港人较少听到的工人福利，其中一项就是“失业保险”。工人可在失业头200个工作日内，申领失业前收入的80%补助（每日上限可获910克朗），而随后100天的补助收入为70%（每日上限为760克朗）。
一如Magnus Kjellsson所言，“这让人们有机会找到一份新工作⋯⋯如果你背负楼按，失业对你来说有如经济冲击”，而工会的收入保险，“至少可让你有足够时间，寻找另一个发展方向，使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好”。由65万会员（工会会员人数）集体分担失业者的重担，反过来受惠者改天亦可成施惠者，互惠互利。
对不少港人来说，工运就是简单地争取更好的薪酬和待遇，但瑞典的工会就提供了多一个面向，说明工会的任务可以更多元化、更全面地保障工人权益。除了上文提及的集体谈判和收入保险外，Unionen还向会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职培训津贴、折扣保险等，真正掺进了工人阶层的正常生活中，令工会成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组织。
强大的工会阻碍经济发展只是个迷思
说起强大的工会，不少人自然会联想起争取工人权益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关系，当中的“佼佼者”可谓是现任行政会议成员、兼立法会饮食界议员的张宇人。在保障工人权益的立法议程上，此君的言论可说是代表了不少雇主的心声。早年，立法会就最低工资的立法辩论时，张宇人认为“若最低工资订为20元，杀伤力不大，但若订在20元以上，便会对就业、竞争力及长远投资都有影响”；在男士侍产假的讨论上，他更直言“侍产假一日都不应该有”，更反驳侍产假可提升员工士气的说法。此等对工人权益的迷思，从瑞典的经济发展历程正可见其谬误。
首先，虽然瑞典拥有全欧盟最高的最低工资（协商形式厘定，并非法律），但这并无对经济发展造成障碍。按2017至18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瑞典在全球137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七；而在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中，瑞典更名列第三，远超本港的第14位。可见，即使是工会发展成熟的地方，其各项经济指标也不会逊色，甚至超越不少发达国家。理论上，循序渐进增加的最低工资保障，不但可使工人的购买力不会被通胀蚕食，更令工人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继而经乘数效应在经济体内流转，正面刺激经济发展，并非如坊间迷思所言，窒碍发展。
再者，全面的工人保障同是挽留人才、鼓励创新、收窄劳资双方分歧的重要因素。须知，若某企业的流失率长期偏高，内里原因亦不外乎是待遇欠佳和前景未明，而强大的工会正正可补足前者的问题，集众人之力，向管理层争取合理的薪酬待遇。作为雇主，亦不须忌讳工会势力擡头，反过来影响企业发展，因为全面的工人保障，正正是员工产生向心力的来源之一，这可使工人再无后顾之忧，专注企业和个人发展，长远而言亦可提升公司形象，留下人才，令员工和雇主处于权力对等的位置，更容易找到共识，解决内部矛盾。
观乎本港工会发展裹足不前，其中一个原因是大众对工会对社会的作用仍未有清晰观念，同时亦较少能触及国外的成熟例子。工会的组成理念，是透过结集众人的力量，处理工作环境的“政治事务”，争取应有权益，情况一如选民票选出地区和立法会代表，处理社区事务，故其实工会不仅能替工人阶层发声，同是提升公共参与、管理涉及自身利益的政治组织。若广大的打工仔希望就最高工时、侍产假等议题上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工会或是可抗衡雇主剥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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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部份刊于第13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9日）〈工会势大无损营商 劳资共荣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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