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公共交通划一收费 连票价也有政治问责?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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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九龙和港岛,不少“新界牛”每天花上一小时乘车跨区工作已是司空见惯。撇除长途车程的时间成本,本港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费,基本上都是按距离厘定,即是车程与车资成正比。按本港的18区收入中位数统计,不难想像,居住地点较近经济中心的地区,如中西区、湾仔、沙田、东区等,皆在统计中名列前茅;而屯门、元朗、北区等新市镇则位列中、下游位置。对不少人来说,跨区就业的车费开支沉重,犹如“惩罚”部分较低收入的新界居民,更有拉阔本港贫富差距之嫌。
试想像,如果我们能以单一月票,不分长短途收费,供人自由选择乘搭地铁或巴士上班,情况又会是怎样?事实上,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自今年一月初起,所有陆上的公共交通都取消了分区车费,改按时间计价。这意味着无论车程的长度,车费都是相同价格。虽然营运公司认为是次票务调整是为了使乘客转乘更容易,但实际上亦可减轻偏远地区居民的交通开支,避免贫富差距恶化。
(此乃瑞典模式专题报道之一,文末可看相关报道及专访影片)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自今年一月初起,所有陆上的公共交通都取消了分区车费,改以时间计价(余俊亮摄)。

省政府办“有限公司” 牟利之余又可兼顾社会责任?

自1980年代末起,瑞典政府已下放区域公共交通服务的责任到地方政府。20个省份中,每个省议会内,皆有各自的公共交通管理局(Public Transport Authority,PTA)。多数情况下,PTA是由省议会和市政府共同拥有,而提供运输服务的费用,则来自票务收入和地方税收。然而,PTA通常不会直接营运公交,而是协助省议会从政治、社会、经济等考量,制定补贴政策、设定票价及监管服务等。为提高公共交通的营运效益和管理质素,省议会于1990年开始,对公共服务进行反垄断审查,其主要想法和理据是:私人运营商较有效率地执行日常运作,而PTA则可负责融资、规划、协调运输系统和基础设施。整体而言,瑞典的交通工具可分为公共采购(专营权制度)(Procured)和融资,及通过私人企业提供服务两种。

斯德哥尔摩的PTA —— 斯德哥尔摩交通公司(Storstockholms Lokaltrafik AB,简称为SL),是由省议会全资拥有。而自1967年1月起,该省的公共运输在省议会监督下,合并成为单一公司。简言之,SL主要是负责大斯德哥尔摩地区的公共运输服务,由地铁、轻轨、巴士、郊区电车(Commuter Trains)、渡轮等公司联合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全长100多公里的地铁系统,现时全线以专营权方式,交给港铁旗下的MTR斯德哥尔摩有限公司 (MTR Stockholms AB) 营运。在票价方面,由SL所经营的公交,每小时划一票价为44克朗(SEK)。除此之外,SL还有出售各种“时段票”,包括24小时票、72小时票、周票、季票、半年票和年票,持有这类时段票即意味着在指定时段内,无限次乘搭SL的交通工具,而老人和儿童亦有半价优惠。

自1980年代末起,瑞典政府已下放区域公共交通服务的责任到地方政府(余俊亮摄)。

交通服务也有问责机制 票价亦是政治决定 

诚如上述所指,SL实为省议会旗下的“公司”,因此其商业决定亦不乏政治考量。由于该城的公共交通营运资金来自地方税收和票务收入,省议会须负起管理财务之责,确保资源分配得宜,以满足乘客的期望和需求,而有关公共交通的重大决定,包括票价安排,都是由省议会的民选议员所决定(每四年选举一次)。省议会会就未来铁路的需求、发展和投资金额,审视票价调整的空间。在2016年当局因开拓铁路网而上调票价前,SL的票价已经有六年来没有调整。换言之,如果选民认为SL的票价涨幅过快,或对服务经常脱班、延迟等有所不满,理论上亦可以透过选举,以选票来“惩罚”有违民意的议员,间接驱使他们问责,重视民意,以提升服务质素。

SL实为省议会旗下的“公司”,因此其商业决定亦不乏政治考量(余俊亮摄)。

对比两地,虽说斯德哥尔摩与本港的交通系统不尽相同,前者为省议会所属有,须负起社会责任,后者是上市公司,主要向股东交代,但瑞典的交通系统背后的理念,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值得参考。斯德哥尔摩的时段票,不但令郊区居民到市区工作的成本大减,拉近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亦可让乘客按其喜好、路面情况、目的地等,自由地选择或转乘最合适的交通工具,分流乘客,平衡各类公交的载客量。 

虽然,斯德哥尔摩的运输亦有系统老化、设施残旧等问题,但值得强调的是政府对大众运输的思维。自二战后,社会民主党推行全民福利政策,负起不少民生服务、诸如医疗、养老、交通的主要服务提供者。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当局在审视私有化过程中,并没有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到市场,以追求更具效率的资源配置。反而,诚如上述交通一例,当局在引入市场机制时,仍保留对私营企业作出干预的能力,以确保公共服务私有化后,弱势社群不会因为服务价格飞涨,而被剥夺了公共服务的使用权。

省议会会就未来铁路的需求、发展和投资金额,审视票价调整的空间(余俊亮摄)。

诚如《香港01》多次提及,公共交通服务不仅是一般商品,而是广大市民赖以维生的必需品,内里有其公共价值,不可忽视。不论是港铁或是载通,其上市公司的地位以追求利润极大化为本位,故要求上市公司负起部分社会责任,可谓缘木求鱼。从斯德哥尔摩一例可见,政府主导重大交通政策的走向,确实可以平衡各方利益,既不使服务营运商亏本,又不会牺牲小市民的利益,值得本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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