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咨询、商业决定与愚民：谈故宫馆事件

这次笔者暂且搁下有关公众咨询背后的道德、政治价值讨论，理性地重构为什么政府总认是忽略公众咨询（或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在“横州事件”发生之后，我曾简略地讨论过公众咨询（或公众参与）在公共政策制订过程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根据；尤其是政府可以透过公众的参与来加强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想不到不足一年，西九文化区再出现一次没有公众咨询的“故宫博物馆事件”。 这次笔者暂且搁下有关公众咨询背后的道德、政治价值讨论，理性地重构为什么政府总认是忽略公众咨询（或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在“故宫博物馆事件”里面，官方机构无视公众咨询（或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大概是源于两个假设：一，是否兴建故宫博物馆根本不属公众讨论的范围；二，公众对公共政策制订没有正面的作用。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的“根本不存在咨不咨询的问题”此一论调就反映了以上第一个假设。作为董事局成员，卢认为只要有董事局的同意，就可以在西九兴建故宫博物馆；此一想法，把香港市民仅仅视作西九文化区的消费者，同时亦把西九文化区的问题转化成一种纯商业决定。在这个价值观下，卢的“根本不存在咨不咨询的问题”就变得合理：作为消费者，市民理应没权限去参加属于董事局的决定。

问题是：香港市民真的仅仅只是西九文化区的消费者吗？而西九文化区又真的是一种纯商业决定吗？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可以是确切的给予否定。西九文化区作为香港一个主要的基建项目，肯定会对香港未来有著长远的影响。换句话说，香港市民不单是西九文化区的潜在消费者，我们更加是项目的持份者；同时，西九文化区所涉及的亦非只是纯商业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关于公众利益的问题。这亦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当年中央送一对大熊猫给香港时没有咨询的需要；毕竟，那对大熊猫没有对市民做成直接的影响。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新闻发布会上（资料图片）

关于以上第二个假设，我们可以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说法看出一点端倪，她指出：若就兴建故宫博物馆做咨询时遇上反对意见会做成一个“非常尴尬局面”。在这里，我不打算猜度“尴尬”的意思，我只想重构林郑把“咨询时遇上的反对意见”等同于“做成尴尬局面”背后的思路。

公众咨询的目的是要收集不同意见（包括正反相方），让当局能够权衡各方利益和需要，制订一些合适的政策。换言之，把反对声音视作做成尴尬局面的源头解释只有两个：一，当局并不能权衡利害，亦没法说服公众它提出方案是最合理的；二，当局能权衡利害并制订一个最合理的方案，不过市民因为他们愚昧未能理解它的想法。无论是（一）或是（二），在这种思路之下，市民对公共政策制订没有正面的作用。在（一）的视觉下，除非当局能够肯定没有反对的声音，任何“公众咨询”都可能是对当局的一种挑战；在（二）的视觉下，市民根本就不适合提出意见。大概，像蒋丽芸议员的说法一样，反对的市民要用正面思维才适合提出意见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