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套规矩？从理论看法律体系

法治一向被视作自由社会的其中一块基石。在公共讨论之中，法治往往与人权、民主等制度与价值并列，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自由是否受到充份保障、权力是否受到充份约束的标准。人大五次释法，向来都被视为是对香港法治的冲击，而法治正是香港需要守护的一项核心价值。但法治到底是甚么意思？有甚么价值？为什么重要？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Jeremy Waldron 晚近（2008年）的一篇长文《The Concept and The Rule of Law》便对这些问题便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回答。Waldron 主张，法治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理念，要完整地理解法治，要由法律程序的不同部件来多方面思考。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法治也因此是一个丰厚的道德概念，冰冷机械的条文与逻辑背后，蕴含著对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恰当给予尊重的价值坚持。当我们说守护法治，我们其实是想守护甚么？Waldron 的文章便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和哲学框架，让我们进一步反思法治的意义。

法治与“何谓法律”

按字面理解，法治即按照法律的要求管治，而甚么可以算是法律，则并没有甚么内容上的规定；只要是一个有效管治的国家所发布的法律，就是依法管治的基础，于是概念上，我们似乎并不能单单以“法治”来得出任何实质的价值要求。毕竟，有效管治并能发布法律的国家，即使基于（譬如说）武力的威胁之下令人民服从政令，并不就等于它发布的法律有任何正当性；依据它所发布的法律来管治，也因此不必然有任何道德价值。

虽然如此，不少法律学者认为即使不谈具体法律的内容，单单从一些法律之为法律的形式上（formal）的特点，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些最为基本的、单薄的规范性（normative）要求。譬如说，我们一般不会认为随著管治者喜好或政治需要五时花六时变的政令，就可称得上是“法律”：法律之所以为法律，在于它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人民可以在行动之前知道法律的要求和限制是甚么，而且不会因为根据这些要求和限制行动之后，因为事后法律的转变而被秋后算帐。

于是不少论者（其中最知名的应该是海耶克）就认为，即使不谈法律的实质内容，仅仅执著于这个有关何谓法律的形式上的要求，就已经足以彰显了法律或法治的一个重要价值，那就是个人自由。这是因为有了这个基本的稳定性，无论法律的具体条文是甚么也好，其实已经留下了一点空间，给人民根据一早定下而且不会轻易改变的游戏规则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给人民留下管治者不插手的生活空间。这个思路最极端的例子是，即使管治者只不是过一班土匪，完全无意建立任何正当管治，但他们相当有规律地来抢掠（譬如每个月的第一天），那人民至少可以每月这天走避、或至少收起最贵重的财物（也总要给点人家抢嘛），而其他日子就可以安心买卖睡觉。

规律令人可以预期甚么时候会发生甚么事，在那些“事”（即使是抢掠）之外的生活则不受当权者意志干扰。这些论者进而指出，反过来说，法治的价值即在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给人民生活留下一点国家不干预的空间，因此我们也应该以个人自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有多完善。

可是Waldron反对这个讲法。这不是因为他反对法治的基本要求包括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或反对这种以法治的具体运作来思考法律本身的价值的思路。他反对的，是这个讲法把法治的规范性含义理解得过於单薄。Waldron认为，这种讲法忽略了对法律或法治的程序（procedure）要求的重要性。事实上，只有从法律作为一个法律体系（legal system）的观点来看，我们才能对甚么政令配得上称为法律、何谓法治、法治背后体现了甚么价值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而最为体现到程序价值之于法治的核心地位的，即为法庭（courts）。

司法程序背后的价值

法庭代表了甚么价值？Waldron认为，法庭就是将以人民名义订立的法律条文应用到个别案件的体制，它的最重要功能在于仲裁有关这些条文应用的纠纷，而仲裁的方式则为聆讯（hearings）－－与讼的各方提出对相关条文的诠释观点与证据，最后由法庭作出基于这些观点的、由逻辑尽量严谨的理据支持的公开裁决。任何没有这个基本架构的制度安排，都不能视作真正的法庭；而没有这个法庭基本架构的管治，就不能算是法治。独裁者要令冒犯他的子民消失，即使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把人抓起来（所以是“有效管治”），自然不算法治。国家派特工到海外干掉恐怖份子，即使的确有充份证据证明他罪有应得也好，要是没有经过聆讯的程序，依然不能说这个管治是“法治”。反过来说，这其实也点出了，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应有之义：独立在于，判决的权威应该来自法庭的聆讯程序，而这个程序的要求是独立于国家的其他部门（如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赋予它的权力的，即所谓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或程序正当性（procedural due process）。

Waldron认为，如果我们认同法庭聆讯是法治的必要一环，那么其实法治蕴含的价值就远比稳定性与保障个人自由丰富。这是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了，任何公民一旦涉及到法律争议，都有权利在法庭上表达自己对这个争议－－也就是相关的权利与责任谁属－－的观点，以及呈上证据，而法庭需要聆听并充份考虑，并尽量作出不偏不倚的、基于公正与理性考虑的裁决。这其实是对公民的理性能力的一种高度肯定：公民不是国家任意操纵的玩偶，他们有权对法律提出自己的理解及诠释，而国家必须充份而公正地考虑他们的观点。

除此之外，法律条文与裁决都必须是公开的及建基于理性的，法官在诠释个别条文时也需要考虑是否和其他法律－－也就是所有法律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尽量自洽。Waldron指出，这其实是蕴含了对公民理性能力的尊重：法律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由武力强迫人民接受的指令，也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启，而是人间以理性建构出来管理社会事务的体系。只要公民愿意，他们可以理解整个法律的逻辑与理据，也就是说，公民可以透过法律实行理性的自治。最后，法律条文和仲裁的公开性与稳定性，其实也是尊重公民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主体。因为这是假设了法律一旦公开而且合乎理性，公民就能够认知到法律的要求，而且能够决定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安排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处处由国家监控与强迫。也就是说，法治其实是在于尊重公民都为有自主性的个体。

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有多体现法治、也就是它有多体现对公民作为有理性能力而自主的个体的尊重，自然是程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程度有多高。当然，我们多少也预设了一定的门槛：如果一个社会的法治的程序要求低于一定程度、也就是对公民的尊严与保障低于一定的程度，譬如没有独立的司法程序，由独裁者管治的社会，即使号令清楚、执法有效、甚至真的维持到一定的公共秩序也好（想像奥威尔笔下“老大哥在看著你”监控人民服从那种极权社会），都一定不能算作法治社会。

法治与自由的意义

Waldron认为，我们由此可以见到法治之为法治的内在程序要求，本身就已经蕴含了相当丰厚的对公民的规范性理解，也就是说对国家应该要如何对待它的公民有具体的要求。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把法治视作与民主、人权并列的政治理想，用作规范社会上的当权者（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应有多少权力的标准，也用来纠察批评国家及当权者是否滥权。一个法律体系不尊重以法庭为核心的那些程序要求的价值预设，其实就等于不尊重公民作为自主而具理性能力的个体，那就是对法治的侵犯。从这个角度看，前面提到的那套“海耶克式”的只重视法律稳定性及其规范意义的对法治的理解，其实是对法律与法治背后的价值作出了过於单薄的诠释。

事实上，Waldron进一步指出，要是只关注法律作为一套规矩的稳定性，而无视法律之为法律本身，有它作为一个体系的内在程序要求，就已经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扭曲理解。如果个人自由只在于国家的不干预，而不干预的要求就不过是法律要稳定，那其实也假设了公民有能力因应法律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但我既然懂得不要“踩界”犯法，自然就是懂得分辨怎样做才算犯法；于是，要是明明我没有冲红灯，交通警却硬说我有，我又怎会乖乖就范，无论国家说我犯甚么罪要判我甚么，我都接受是正确的？（当然，警察一旦动武要拘捕我，我手无寸铁也只好“乖乖就范”，但那是强迫，不是接受）如果海耶克式法治观之下容许这种“凡是国家的判断就是对的”的施政态度，那么这种法治所能保障的个人自由也许不多：有稳定法律却没有公正的审判程序，其实国家有没有理由干预你的生活，也是它说了算，也就不见得真的可以留下给公民不受干预的空间。而一旦公民所追求的超越法律条文的稳定执行，而及于公平合理的判决，那么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就是法治所必须的，而由此而生对公民的理性和自主的尊重也是题中之义了。

换句话说，如果Waldron的论证合理，那么国家的立法与执法一旦不尊重公民作为理性而自主的个体，就不可能有充份的法治。法治的规范性要求与权威是内在于它的程序价值的，而这价值只能体现于国家尊重公民作为具理性能力的自主个体。法治之所以是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理想，不是因为法律的权威是由任何国家部门甚或主权者赋予，而是法治本就是平等而自由的公民按理性自治的重要一环。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法治个人自由与公民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