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读黑格尔出身的酷儿理论家
作者｜黎子元
一位读黑格尔的酷儿理论家与其他不读黑格尔的酷儿理论家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这位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等领域引发激烈辩论，其性别理论、酷儿理论在当代思想界造成广泛影响的美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她的博士论文就围绕著黑格尔和他的《精神现象学》展开。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三年，这篇论文于1987年出版成书，题为《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第一版），考察了法国思想界包括科耶夫、伊波利特、沙特、拉冈、德勒兹和傅柯等思想家对以“主体”为核心概念的黑格尔哲学的接受与挪用。
这本很有分量的专著之所以不如她的后期名作那么为人所乐道、被广泛引述，大概因为这本书写得实在太过艰涩、文字太过稠密，让人感觉这时巴特勒的学术涵养还不够成熟。她后来的著作尽管照样有很多人高呼读不懂，但对于那些能够准确把握其思想脉络的读者而言，这些著作则写得思路清晰、层次分明，让人赞赏其理论论述的深厚功力，钦佩她讨论问题的层次非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所能企及。这不能说不与她在阅读黑格尔时得到的思维训练关系密切。因此，巴特勒的理论成就并不能被“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标签所涵盖。同样地，她的理论发展也逐步超出了后结构主义的藩篱。
其中一本充分体现巴特勒深厚的黑格尔辩证法功底的著作，就是1993出版的《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批判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是这本书首要处理的问题。通过引述伊拉格雷（Luce Irigaray）对于柏拉图宇宙生成理论的策略性阅读，巴特勒揭露了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男性哲学家如何费尽心思，一再否认女性特质的本体论地位（即否认其“存在”），并通过将女性特质排除出形而上学体系，以维持这个体系的自我运转。相应的，在形而上学体系内部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二元对立则完全是建构出来的虚假的二元对立，其中的女性特质只是经过了体系加工改造而得出的效果，不能与真正的女性特质相等同。
在这个意义上，被排除了的女性特质便成为了对体系而言的“过量（the excess）”。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过量女性特质的排除这项操作本身便成了整个体系得以顺畅运作的前提条件。巴特勒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隐晦秘密的曝光，显示出这个系统并非自给自足、无懈可击，相反，它脆弱得很，随时面临过量女性特质反过来对它的突然袭击，干扰其顺畅运作，乃至颠覆其秩序。这便为女性主义批判提供了逻辑架构上的有力支撑。倘若欠缺黑格尔辩证法的训练，巴特勒大概就如同其他流俗的女性主义者一样，无法将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推进到视排除作为必要条件的思维层次，而只能沦为一种围绕虚假二元对立打转的虚假批判。
述行与操演
性别问题只是巴特勒的研究起点，身份问题则几乎贯穿她的全部研究，而操演理论（performative theory）则是她探讨身份问题的理论工具。操演理论的逐步发展引领著她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巴特勒对于操演性（performativity）的第一个阶段的理论探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以1990年出版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为总结。举例来说，巴特勒的问题意识在于质问，为甚么产房中负责接生的医护人员通过宣布“这是一个男孩／女孩”便界定了婴儿的性别？为甚么婚礼上证婚人通过宣布“你们现在成为夫妻”便认证了一对新人结为夫妻的事实？巴特勒的思考借助于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s theory）。
从上边例子可以看出，语言表达（linguistic utterance）有一种特性，即在表达行为发生的同时也致使某些事情发生或成为现实。这便是巴特勒借助“操演性”概念提出的洞见。巴特勒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各种具有生产性的话语和表达，将说出的履行为事实，形成强制性规范。性别身份就是经过这些言语述行的重复操演与积淀而被建构出来。这就好像我们去洗手间时，总会根据男女有别的原则选择带有不同标志的房间，久而久之就形成习惯和规矩。她写到：“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操演所建构的”。
到了2015年，巴特勒出版《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记录自己自新千年以来参与社会运动和游行集会（包括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的思考所得。书中，当代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的操演性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她将操演理论推广到身体行为的领域，思索言语操演形式（forms of linguistic performativity）和身体操演形式（forms of bodily performativity）之间的交叉关系，检视集会与示威中身体的具现如何宣示“要被看见的权利”，如何抗争乃至打破当代社会的教条与规范。她写道：“集结所意味的比已经言说的要多，而那种表意模型是一种协调过的身体施行，一种多样性的操演形式”。
就在众多身体无意之间的协调与行动中，巴特勒看到了扰乱体制的潜能。从言语述行到身体施行，巴特勒操演理论的发展也推动她的思考逐步越出话语建构理论研究的种种局限，拓展到更为一般性的能够产生新事物和造成现实效果的表达行为。显然，巴特勒不满足于像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或解构主义批评家那样，把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文本和话语。
巴特勒现在担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马克辛・艾略特讲座教授，同时兼任欧洲研究学院汉娜・鄂兰讲座教授。然而，她并不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学术界，还活跃于社会运动的第一线，针对社会事件（如伦敦骚乱、挪威奥斯陆枪击事件）发表公众演说，参与华尔街占领运动。她的酷儿理论也成为一些 LGBT 团体的指导思想。
2010年柏林的性少数群体向巴特勒颁发奖项以表彰她的贡献，不过巴特勒却拒绝了这个奖项，原因是在她看来，德国当时对待移民的政策并不恰当，穆斯林受到不公待遇，而且在 LGBT 团体内部还存在针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延伸阅读：巴特勒｜相互依赖性和非暴力：个人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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