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巴特勒？
我对巴特勒哲学中许多概念的阐述（比如谱系学、展演性、辨证等）尽量地呈现了其易解的一面，一是因为此文目的确实不在评述巴特勒哲学，二是因为，亲身投入到巴特勒哲学的复杂性中可能是理解巴特勒的关键环节，是任何二次解读都无法替代的。
作者：王笑哲（剑桥大学性别研究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为女权政治、性别理论与文化批判，著重关注后殖民女权的叙述问题，以及女权理论对主流政治理论的批判。）
前言
对女权哲学不陌生的人们大多听说过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名号。“巴特勒”这个名字和“酷儿理论”、“女权理论”、“性别研究”等话题关联密切，也经常与“展演性”（Performativity）、“性别戏仿”（Parody）、“变装实践”（drag）等相关名词同台出镜。不少人甚至能脱口叫出她的代表作《性/别惑乱》（Gender Trouble）。
巴特勒对性别研究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作为她的迷弟，在最初接触巴特勒时我却满腹牢骚：“这写的都是什么鬼东西？” 相信许多未受训练、但对女权哲学感兴趣的读者们肯定也有过类似困惑——巴特勒的书写风格怎么这么艰深？她就不能好好说话么……
在学习女权理论的这两年间，我曾有一段时间逢人便问：
“朋友，你听说过安利……啊不，是巴特勒么？”
“嗯知道啊。Performativity对吧？Gender Trouble？”
“对对对，你是怎么读懂她的写的东西的？”
“读不懂读不懂，我还想问别人来著……”
对于“如何读懂巴特勒”，我的两位导师更是给出了极为相似的回复：
导师1：“这种东西读多了，自然就习惯了。”
导师2：“其实她写的复杂，讲的道理还好，你多读几遍就行。”
两个月前，当时我在读巴特勒的新作《展演性的政治聚合》（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虽然两页之后我已然不明所以，但我毕竟见得多了，巴姐之前的哪一部作品我没读过？总而言之，我今天秉著一颗迷弟的赤诚之心，来传授一点人生经验。此文标题似乎有“读完你就能懂巴特勒”的狂妄，但不妨碍感兴趣的各位从此文中摄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嗯，也算是一点微小的工作了。
为什么要读巴特勒？
70年代中期的女权哲学发展至今，其最主要争论（或许没有之一）离不开对“主体”（subject）或“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解释、阐发、建构与解构（Dietz, 2003） 。早期的女权哲学作为批判性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即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帮助实现社会的革新）的一种，与当时的女权运动联系紧密。在理论家的构想中，所谓女权运动，必须依凭一个运动主体而发生——谁（和谁）在争取什么？谁（和谁）在反抗什么/谁（和谁）？“谁”的主体性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了女权哲学家们最初的落笔点。从对主体的思考开始，哲学家们接连问出了如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女性”（或“男性”）是被社会文化所构建的，还是因生物基因而先天即有的？是否只有女性（男性）才会有所谓的阴性气质（femininity）（阳性气质（masculinity））？女性（男性）如果是社会文化的产物，那么在一个人“变成”女性（男性）的过程中，ta的阶级、种族、民族、性向、宗教等社会身份将如何影响ta的性别身份？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以上问题，女权哲学家们逐步趋向一种多元化女权（Diversity Feminism）的思考方式（Dietz, 2003）。她们注意到所谓“女性”，从来不是以某种共通的特质而被连接起来的群体。“女性”作为一种确实的存在（ontological subject），无法脱离她（们）的出身（situatedness）、社会的历史，且在成为女性的过程中，必会受到阶级、民族、宗教、性向等各类社会身份的规训。因此，“女性”作为一个概念（concept），无法摆脱与其他社会身份的交互（intersectionality）而单独成立。
多元化女权对“女性”的思考，实际上有一处十分重要且难以完全得证的假设——即“女性”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主体概念（a concept of subjectivity）；这两个字不同于“shaufhasfaskj”这13个字母，是确切存在的（ontological）、概念上的（epistemological）指向。
这时，巴特勒跳了出来。她质疑“女性”作为一个稳定框架（category）的存在意义，认为性别（gender）所关注的应该是“一个主体成为女性的过程（process）”，而非“女性”作为一种关系链中的状态（state）。巴特勒尝试从语言（关于巴特勒与“语言”，下文另有简短说明）的建构过程中追寻主体的发展脉络。巴姐在此处的研究方法受到傅柯的谱系学（Genealogical）的启发。简单说来，谱系学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其最终目的并非在智识上获取某些“真理”或“知识”；谱系式的研究并不关注历史事件，而旨在询问某一知识概念的缘起（Entstehung）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巴特勒的写作风格晦涩难懂？
1998年，《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曾将巴特勒的写作风格评为“年度最差文风”。至今，包括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内的众多女权学界大咖，仍对巴特勒的行文方式批评不已。如下有一段摘抄，出自巴特勒1997年的一篇文章，读者可以自行体会：
The move from a structuralist account in which capital is understood to structure social relations in relatively homologous ways to a view of hegemony in which power relations are subject to repetition, convergence, and rearticulation brought the question of temporality into the thinking of structure, and marked a shift from a form of Althusserian theory that takes structural totalities as theoretical objects to one in which the insights into the contingent possibility of structure inaugurate a renewed conception of hegemony as bound up with the contingent sit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power.----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Conversations of Our Time, 1997
实际上，巴特勒的晦涩，是她有意为之。其写作过程，与成文后在遣词、组句等语意上的选择，皆出于巴特勒对“语言”的警惕性。巴特勒拒绝所谓“好的文风必然是清晰易懂的文风”。对于巴姐来说，语言本身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它是有政治倾向的。巴特勒既然要挑战被围困在异性恋霸权中的性别规范，她也必须对支撑起这些性别规范的“语言”保持高度的警觉。如下是巴特勒对黑格尔的文风的点评，其中深意可以引申到巴特勒自己的行文风格：
“黑格尔的句子本身即展现（enact）了句子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这些晦涩的句子让我们懂得，所谓道理，必须在字面表现上得到相应的展现（what 'is' only is to the extent that is enacted）。黑格尔的文字十分难懂，因为它们所传达的内容不能被直观地理解。我们需要去读，不断地读，尝试不同的腔调，或转换对语法的理解……正如读一行诗，我们需要体会到'这行诗如何写成'对我们理解'这行诗是什么意思'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的文风在不经意间吸引著我们去关注句词本身。那些静卧在书面上的词语，有时会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它们所传达的意思也正安静地卧在字里行间，等待我们去摄取。如果我们不跳出这种充满惰性的思考方式，我们必将觉得黑格尔是艰难晦涩的。但如果我们遵循黑格尔的建议，去质询所谓'知性'（Understanding）的前提，那么我们便能抓捕到黑格尔的遣词造句的节奏，便能理解这些节奏本身是如何参与到了黑格尔的哲学中。”（巴特勒《欲望主体》，1987）
巴特勒都藉鉴了谁？
巴特勒对“主体性”这一问题的介入并不单单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黑格尔哲学的确是巴特勒学术生涯的开始。巴姐的第一本书《欲望主体》（Subjects of Desire）关注的即是《精神现象学》在20世纪法国哲学家中的回响程度。两位出现在《欲望主体》中的哲学家——傅柯与德希达，将在巴特勒之后的学术经历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巴姐认同傅柯关于主体性与情景的关联性，认为对任何一个主体的阐释均离不开其独特的语境和历史情景，而德希达则将‘解释‘的过程比喻为一项无头无尾的“事件”（event），在此事件中，参与者的言语（utterance）将受到其前后情景的影响，以至于无人能对言语的意义做出完全的裁决与拥有。
傅柯、德希达二人对语言/言语的突出，和他们对巴特勒的深刻影响使得后来的评论家不时地将巴姐归入“后结构shif”、“后现代”的理论大军。虽然后结构语言哲学在巴特勒的作品中确实十分重要，但巴姐同样受到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tic）、女权哲学（feminist theory）、马克思理论的启发。女权哲学家中，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路思·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这三位或许是巴特勒最大的“学术债主”。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马克思理论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巴特勒亦有深刻的影响。在翻阅巴特勒的过程中，各位或能发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将是巴特勒频繁回顾的分析工具（上文那段晦涩的摘抄中即出现了对此的暗喻）。
“这种东西读多了，自然就习惯了。”
如上文所说，巴特勒在提出问题后并不拘泥于提供某个确切的答案。若真是这样，那么任何一篇对巴特勒哲学观点的解读、转述、简化都有违背其辨证思维的嫌疑，毕竟转述者需要对巴特勒提出的问题提供解释，而巴特勒一贯拒绝地便是将问题与答案做固定搭配。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或许能注意到，我对巴特勒哲学中许多概念的阐述（比如谱系学、展演性、辨证等）尽量地呈现了其易解的一面，一是因为此文目的确实不在评述巴特勒哲学，二是因为，亲身投入到巴特勒哲学的复杂性中可能是理解巴特勒的关键环节，是任何二次解读都无法替代的。因此，我给列位看官写这篇文章，主要还是把巴姐的复杂性平摊开来，可能做不到简化，但希望能帮助各位更好地体味这种复杂性。